2016年——奉贤广播电台成立60周年、奉贤电视台开播20周年。蓦然发觉，这三个时间数字都是“逢双”的。常说：“逢双”则喜，喜事终于来了。我这位近七十岁的老太太沉浸在幸福之中——因为我是一名奉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记者！

　　当年的广播电台没有一辆采访车，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到基层采访。而更多的是到镇里农村，我们只能靠公共汽车了。为了多一点时间采访，我会起早到汽车站，乘上头班车，到镇广播站借辆自行车，骑车奔忙在村头乡间。遇到田野小径，自行车也失去功能，无奈只好推车前进。有时候遭遇烈日酷暑、狂风暴雨，有时候连午饭都不能保证。但我和同事们都咬咬牙，挺过来了。因为肩负的那份使命，还有自己对新闻事业的深情。

　　1994年底，我去农村采访，听到几个农民在议论一件事：村里一位老人去世后，把全部财产留给出嫁了的女儿，而不给三个儿子，并在临终前请有关部门对遗嘱作了公证。因为老人生前患病期间全靠女儿照顾。凭着职业敏感，我认识到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遗产传儿不传女”的农村旧传统已经发生变化，而且也说明农民开始懂得用法律来解决家庭财产问题。这对于当前农村法制教育有着深刻的意义。经过核实与采访，我很快撰写了小故事《女儿继承遗产 儿子分文没有》，播出后群众反响强烈。于是，我决定继续策划报道类似题材的新闻，用农民身边的故事来教育农民懂法学法。

　　之后，我在县公证处了解到一个很有新闻价值的事。新寺镇一小伙子和奉新镇一姑娘恋爱并准备结婚，由于女方是家中长女，想让小伙子上门入赘。而男方又是独子，父母也不舍得。于是，双方父母出资在镇上买了一套新房，并作了“婚前财产”公证。我迅速登门采访了这对新婚夫妻，并撰写了录音报道《未进洞房 先进公证处》。播出后不少听众来电，都说这是一件新鲜事，很受启发。接着，我又策划采用述评形式撰写作品《为“公证”进入农家叫好》，从传统文化、道德观念、法律等角度对这两件事以及目前农村中相关违法现象进行了剖析，从而提出了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要继续深入农村普法教育，必须把与男女老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法律知识送进千家万户，让农民真正懂得依法办事的道理。该作品播出后，社会各界反映良好，对本县农村普法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还获得了很多奖项。之后，一些新闻作品、通讯、报告文学以及论文等也相继被市级电台、报刊杂志录用。

　　做自己热爱的事业，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一。我很幸运，得到了这份幸福。因为我曾是一名新闻记者，因为我永远热爱着新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