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画的鉴定一直以来都给人雾里看花之感，要么觉得这是一门“玄学”，把鉴定书画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敬而远之；要么将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大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人人都可以在书画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并以指摘某张作品是如此低劣、如此“一眼假”为快。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在欣赏吴氏梅景书屋收藏历代书画真迹的同时还能体会吴湖帆独到鉴定的独到眼光与科学方法。

　　首先，古代书画鉴定的难点在于缺乏“标准器”，各个作家的风格，以及作家本人的早中晚风格有异，这都为鉴定带来了难度。吴湖帆的鉴定就着重在标准器的选择和认定上下功夫。所谓“标准器”顾名思义是作家的代表作，是能够反映作家典型风格的作品。同时，“标准器”应该还有第二个含义即能够说明作家某一时期（尤其是早年）不为人们熟知风格的作品。前者应该是作家“格内”或曰“本色”的作品，后者的含义可以称作“格外”或曰“不作平日本色”的作品。吴湖帆的收藏鉴定或题到的“标准器”就有这样两层意义。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沈周《西山纪游图》。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画的时候就注意到画前吴氏题跋，指出了沈氏早年画的风格可以在《庐山高》上找到，晚年的典型风格就是这张《西山纪游图》。徐邦达先生曾经提到古代绘画鉴定中“两田”（石田、南田）最难。原因可能就是这些画家的假画都是当时人作的伪，今人很难分辨。明人笔记中就有石田画“朝一而暮百”的说法。石田翁晚年的绘画风格就能从这张《西山纪游图》得到鉴定灵感。此外吴湖帆收藏的唐伯虎《葑田行犊图》与《骑驴归思图》都是唐伯虎的代表作，对于鉴定唐氏绘画同样具有“标准器”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吴氏收藏吴伟《铁笛图》，吴氏自题“天下第一吴小仙画”，这个“第一”除了艺术水平最为高超，还能证明吴伟在早年曾经有这样一路学习北宋李公麟白描的作品传世，不类其后来的粗率霸悍之风格。

　　其次，吴氏的鉴定十分重视绘画史的作用。这主要是集中在宋元等高古绘画的鉴定上。因为宋元绘画之罕见很难在众多作品中发现或曰“归纳”出“标准器”，所以宋元书画的鉴定就和明清书画的鉴定方法各有侧重，前者更加需要绘画史的辅助。在元代唐棣《雪港捕鱼图》与元代张中《芙蓉鸳鸯图》的诗堂上，吴氏分别就元代山水画的发展脉络以及花鸟画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书画鉴定中运用绘画史的辅助功能，又为绘画史增加了一条很好的注脚。唐棣与张中在元代画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他们的画风也略显陌生，如何科学地鉴定这类画家的画作，吴湖帆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另外，被历代均认为是唐代虞世南的《两体千字文》也在吴湖帆那里找到了正确答案。在此卷书法的题跋里吴湖帆引用了明代韩逢禧的话，指出了宋高宗赵构有将古代法书进行临写，并以古代书法的名义赏赐给大臣的作法。吴湖帆指出，此卷《两体千字文》就是这样的例子。

　　第三，吴湖帆十分注重绘画上的细节，也就是所谓的“辅助依据”对鉴定的作用。据说吴氏鉴定从来不看半尺就下结论，也不会在看了之后马上下结论而是仔细研究推敲后才发表看法。书画鉴定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至少涉及到书法史、绘画史、印学史、社会制度史、建筑史、工艺美术史、文学史等诸多方面，岂是一望便知真假的“戏法”。比如，吴氏从不掩饰自己对于清代恽寿平（1633-1690）绘画的热爱，在恽寿平《花卉册》后曾跋“余最爱南田花卉”云云，字里行间充满对恽氏的推崇。在此册中有一方“寿平”朱文印，吴湖帆在裱边上进行考订，写到“乙丑以后此寿平朱文印平字下直弯处已断，如是甲子以前平尚完整”。由此考订出恽氏此册出于53岁前。另一个例子是沈周（1427-1509）《乔木慈乌》，并未署年款，吴湖帆通过他收藏的另一张有年款的沈周《苔石图》的题款考订出两图书法相近，当是同一时期所作。这样，不单单知道了书画的真假，还知道了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十日谈

　　艺术大师吴湖帆

　　上海的朗诵艺术有着光荣的历史，近年来更是在百姓中开展广泛。在上海市朗诵协会即将成立之时，一些朗诵艺术家、爱好者和热心的读者撰文，明起刊登一组《漫谈朗诵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