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前后，我回到美国家里，遇到我家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红院长。她问我，2016年2月他们会举办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请不同的专家来讲解中国的戏曲艺术。“你能给大家讲讲吗？”我立刻回答：“好啊！我可以讲中国戏曲和西洋歌剧的不同。“

　　于是，回北京以后我翻出各种材料，捧着英汉和汉英两大辞典，查询了很多有关京剧的专有词汇，做足了准备。今年2月，我又从北京来到了美国，带着图片、视频还有文字的资料，登上了飞机。

　　奥克拉何马的讲座时间安排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十五分，这个时间正好是中午的饭点。这恰恰体现的是一种西方式的文化思维。学红老师跟我商量时间的时候就说，本来这个时间是安排给一位国内来的教授，他听说是中饭时间，下面的听者一边吃饭一边听课，便感觉十分不爽，他觉得这样的讲课和听课对他不够尊重。表示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段讲课。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来到美国的我则完全没有觉得不开心。西方许多严肃正规的讲座、商谈都会安排在吃饭时间，有早餐会见，有中晚餐会议和演讲，早已成为一种大众接受的工作习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解释是，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如果把进食和吸收知识相结合，甚至和创造利益相结合难道不是一举多得么？

　　那位认为对他不够尊重的专家其实是有些观念落伍。我对学红院长说，没问题，把中饭时间给我，我不在乎讲课的时候有人吃饭的。

　　那天，整个厅堂大概有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一百多位听众围坐圆桌旁，桌子上摆着餐具，人们面前有沙拉和其他食物。教室前方是正式讲堂必有的设施，讲坛、电脑、麦克风和一个很大的白色频幕。

　　我用英文开始演讲，在国内多年没有用过英文了，我担心英语会卡壳，尽管做过不少准备，依然担心紧张语塞。这时，中国京剧四大名旦的照片在投影上显示出来了，忽然间我感觉像是在平日里歌唱的舞台上，台下的听者就是剧场里的观众，他们在等待我的表演。于是，紧张感开始消失。

　　我的演讲主题是京剧，是歌剧。我从小听得最多的是中国戏曲，长大后选择的专业却是西洋歌剧演唱，这样的独特背景使我在音乐圈里显得鹤立鸡群。幼年时曾经在武功师傅的严格训练下练习过两年的戏曲“毯子功”，虽是短短两年，其影响却一直带到今天，舞台上的身段招式一般难不倒我。而既然是讲解戏曲歌剧，就需要在课堂上做些表演歌唱的示范，示范嘛，不外乎就是唱戏或是唱歌，语言不够的时候就加上身段和舞步。听者自会明白。

　　美国的听众有个特点，就是理解力超强。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集世界大成的国家，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人们经常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讲着语法不通的英语，说者滔滔不绝，听者心领神会，根本不必担心他们会不懂。如此这般，一个多小时下来，讲解，演唱，表演京剧中的一些基本动作，比较一下中西演唱的不同练声方式，甚至是梅派和程派两种京剧风格再加上西洋歌剧演唱的对比。讲台下的听众们会心地回应我，不乏欢声笑语，还有许多提问。后来在达拉斯的课堂上，还有声乐专业的学生问我非常专业的问题。真心让我觉得这个课没有白讲。

　　一个多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人们桌上的食物盘里的食物不知什么时候无影无踪了。这是我第一次讲的“午餐课”，我觉得或许国内也可以如此效法，把吃饭时间充分利用到工作中，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