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少年》是女作家九夜茴（代表作《匆匆那年》《花开半夏》）历时五年写就的最新作品。“这部小说几乎写了我成长中遇见的所有人和他们至今为止的人生”。小说即将改编成电影。　

　　1.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出生那天，北京下了好些天的雨停了，天晴得终于有了盛夏的样子。院子里紫色的喇叭花都开了，串红也已经能吸出蜜来，枣树和槐树遮住一片阴凉，蝉声一阵一阵的。天空中有蜻蜓飞过，时而还有几只黑白花的天牛。

　　乘凉的老人们聚在一起，老奶奶推着小竹车，哄着孙子和孙女，老爷爷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下着象棋。他们从不观棋不语，常常为了跳马或是支士而争论不休。小卖部里挂出冰镇北冰洋汽水的牌子，小贩在白色的小木箱上盖一层棉被，里面有奶油雪糕，也有小豆冰棍。

　　胡同里的孩子成堆，男孩们玩弹球、拍画儿，也有抓蟋蟀的，放在玻璃罐头瓶里养起来，罐子上面要糊一层纸，用皮筋捆紧，再扎几个小孔透气。他们会给蟋蟀起名字，什么“常胜将军”、“山大王”，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让它们斗。女孩们玩跳皮筋，缺人抻筋就把皮筋绑在电线杆上。她们也“跳房子”，拿碎红砖或是家里裁衣服用的滑石在地上画线，小沙包都是碎布拼的，灰乎乎的看不清颜色。

　　虽然出了胡同西口就是繁华的东单大街，但在胡同里面丝毫感觉不到喧嚣，偶尔才有几辆自行车骑过，不是永久就是凤凰，都是黑色的，连车把上的铃都一样。也难怪，不只自行车，那时家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北京的变化尚还细不可闻，也许谁说一句话，这座城便可一模一样起来。

　　然而就在我生日那天，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院东屋的辛伟哥被警察抓走了，说他与西大院那个外号叫猴子的男孩一起在女厕所外面耍流氓。辛伟哥的弟弟辛原在一旁觉得不好意思，喊他们俩走，辛伟哥嫌他烦，不但不听他的，还踹了他一脚。辛原一个人哭着回家，正巧碰见居委会的赵主任出来倒尿盆，辛原顺口向他告了状。赵主任脸沉下来，哄了他几句，也不倒尿盆了，急匆匆地转身就走。

　　中午，警察就来院里抓人了，说他们犯了流氓罪。有人犯罪了，这可一下炸了窝。正巧赶上礼拜天，大人小孩全出来看。辛伟哥平时是院子里最调皮、最神气的男孩，可那天吓得腿都站不直了，18岁的大小伙子，被人硬是从屋里架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哭，又喊妈又喊奶奶，“呜呜”地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警察来那会儿，辛原正在院门口跟一帮小孩玩“我们都是木头人，一不许说话二不许动”。他就真像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墙边上，看着小伙伴们都跑过去瞧热闹，看着他哥被警察拖走，看着他奶奶坐在地上大哭，看着院子被一层又一层的人围住，把他彻底围在了外面。

　　在我后来的印象里，辛原哥一直不爱说话，总低着头，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看你的眼睛。有人说就是因为辛伟哥被抓，他被唬住了，所以一下变成了不说话的闷葫芦。可我想，他也许从那天起，就再没有从木头人变回来。

　　当然了，这些我一点都不记得，我才刚刚出生，因为辛伟哥的事，大家都把老谢家新添了一个叫谢乔的小丫头给彻底忘了，以至于院里还有人以为我是立秋以后才出生的呢。

　　只有我的小船哥清清楚楚地记得我，这些都是他讲给我听的。

　　我听过一种传说，人之所以记不得一岁以前的事，是因为在婴儿时脑子里还残存着前世的记忆，直到慢慢有了今生的记忆，关于前世的过往才全部忘了，所以那段时间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空白。我惧怕那段空白，于是就追问我妈，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怎样被生下来。我妈说，我出生之前是一只小蚂蚁，她从一堆小蚂蚁中把我挑了出来，找医院里的大夫吹了口仙气，小蚂蚁就变成了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暗自庆幸是自己而不是别的蚂蚁被挑了出来。我因此对蚂蚁有特殊的好感，从来没故意踩过它们，也没拿放大镜在太阳底下烧过它们。下雨天蚂蚁搬家，奶奶拿开水壶去浇院子里一窝一窝的蚂蚁时，我还狠狠哭了一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