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去年12月突尼斯的社会动荡，迅速波及除卡塔尔、阿联酋之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至今已整整一年，其间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已发生政权更迭，也门和叙利亚政局还仍有冲突。

　　对中东北非地区而言，这是二战结束数十年来，在以1952年埃及纳赛尔领导的推翻法鲁克王朝为代表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标志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具有广泛影响的地区性运动。 

　　内在原因：首先是这些长期处于地区热点和大国纷争环境中的阿拉伯国家，自身存在着错综复杂且积重难返的矛盾。

　　在政治领域，这些国家的体制均已趋于僵化，比如明明是共和制国家，实际上却明显带有个人专权、家族世袭的特点。 

　　在经济方面，这些国家缺乏明确的改革发展思路与举措，国家财富大多被总统及其家属和亲信组成的权势集团所攫取，致使贫富差距悬殊。

　　在社会领域，这些国家法治建设迟滞乏力，社会不公现象严重，贪污腐化盛行，加上多年来出生率、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造成社会矛盾尖锐。 

　　在文化方面，这些国家一方面虽仍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危害，另一方面主张公正、宽容、温和的伊斯兰中间主义也正方兴未艾。 

　　外部原因：首先，中东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潮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都影响了中东北非国家的外部环境。

　　其次，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正式启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步骤，这种战略收缩态势虽未从根本上缓解和改善美国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但外部压力的相对减缓，明显地将阿拉伯国家长期积压的内部矛盾凸显并爆发出来。

　　再次，“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作用不容忽视。美国多年来对中东北非国家的文化、教育输出，持续不断地宣传西方价值观，对阿拉伯国家民众特别是青年、妇女等都具有明显影响。

　　最后，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成为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重要工具。其中西方主流媒体和半岛电视台等更是重要的推波助澜力量。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宗教和社会矛盾长期积压、发展机制缺失、改革步伐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而引发的。

　　其中一些国家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不错，但是民众感觉不到发展带来的变化，对政府的满意度很低。

　　例如，最先爆发动荡的突尼斯和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但民众对国家繁荣向上的感觉却逐年下降。尤其是年轻人在国家发展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普遍感到前途渺茫。这也是年轻人成为这次变革运动主要推动力量的重要原因。 

　　这些国家社会转型缓慢，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近二十年来，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及时调整内外战略，不断改革进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时，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却一直在被迫应对诸如地区冲突、宗教极端主义、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及推行大中东计划等带来的巨大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积压了这些国家本身的社会矛盾和转型需求，也使政府得以转移民众要求改革的压力。

　　主观上，该地区传统的威权主义文化也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长期疏于体制改革及相关制度的建设。在社会出现状况时，首先考虑的是维护政权的稳定，那些已经或即将步入政治晚年的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不让权力旁落。面对时代变迁和形势变化，他们逐渐失去活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东北非地区的动荡，其实可以被视为该地区民众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转型，也可以说这是该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一直有迫切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需求，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它被地缘政治环境所掩盖，并被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所干扰和压制。

　　随着近年来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奥巴马政府对中东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和实际投入以及对中东盟友的重视和支持力度都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北非国家的内部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因此，从时机上看，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是“诱发”该地区变局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拉大了西亚北非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民众对国家地位的衰落有强烈的失落感和屈辱感。

　　从时代的进步看，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对缺乏机制和制度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中东北非国家形成了巨大冲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中东北非的动荡也是变革时代压力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