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故事会》有32年的友情、那是从1979年和《故事会》的主编，二十几岁的何承伟相识开始的。当时，50岁的我从农村返回大学复课还不到一学期，我的恩师钟敬文教授调我进京协助他组织教育部编写高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项目，当时正在举办改革开放后首届全国民间文学讲习班。何承伟正是这个班代表上海《故事会》来的学员。

　　就在那次讲习班上，何承伟邀请了我和我的师妹、北京大学屈育德参加1979年9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并再三要求我们作专题学术讲演。我们应邀参加了。

　　在这个会上，到会的40多位从事故事研究、创作、编辑出版的同仁们齐聚一堂，借着改革开放最早的春风，面对“左”的残余干扰，空前一致地解放思想，真正做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全面深入探讨了故事艺术的本质、故事传统的根基；激情满怀地畅谈了当代故事生存空间的特征以及新时期故事文学的发展前景和战略。在所有的发言中，不约而同地指斥了极左思潮用“革命”二字强加在“故事”头上的多年的禁锢，异口同声赞成把《革命故事会》的“革命”二字拿掉，还“故事”的本来面目。

　　记得当时我在讲演中讲到故事的特征时，我用调侃式的口吻自问自答说：“故事，你姓什么？姓‘故’；只能姓‘故’，几千年来故事就姓故，现在还姓故，不姓‘革’，应当打碎这个所谓‘革命’的枷锁，把故事解放出来，让故事认祖归宗。即使历史上有真实的革命传说故事，那也只是故事家族中的一部分而已。……”当时，会场上有一张纸条传到了讲台前，我打开看过后，接着讲：“这里有一位好心的同志写来一张字条，没什么秘密，我来念一下：‘老师，您讲得很对，我赞成；但是我提醒您，讲话还是小心为好！’我谢谢这位好心同志！不要紧，假如因为我讲了这些话明天就被抓了起来，好啊！当天就会传出来一则新故事，某某老师在文艺会堂讲话被抓的故事流传开去。这恰恰就是故事产生流传演变的文化规律。”会场上响起了笑声和掌声。

　　这次座谈会使我终生难忘，因为它召开在1979年这个“改革开放的春天”。就在座谈会闭幕以后两个月，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不仅为“文革”受害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还鼓舞大家解放思想，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多作贡献。因此，《故事会》主办的这次座谈会当然是有历史意义的。它必将永远铭刻在我国故事文化史的丰碑上。

　　明请读一篇《<故事会>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