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初，日军除了不断派飞机轰炸南京外，还兵分三路包围南京城。村民苏国宝回忆：“日军是农历冬月初十（12月6日）下午来的，进了城后，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惊恐的老百姓不知向哪里躲藏，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江南厂有外国人，日本人可能不敢去”，于是12岁的苏国宝在家人带领下拼命向离家不远处的江南水泥厂跑去。12月8日，江南水泥厂成立难民营。经盛鸿教授说：“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墙外面，圈了一大片空地作为难民营，里面有江南水泥厂职工为难民搭建的草棚，也有难民自己搭建的草棚。” 

　　为了防止日军的侵扰，江南水泥厂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而在难民营和工厂的周围，则用竹竿挂满了丹麦和德国的国旗。他们还组织职工用石灰和木炭在地面上画出巨大的德国国旗图样，以防日军飞机轰炸。虽然做了如此多的工作，日军仍然十分怀疑江南水泥厂的身份。日本人当时对这个厂到底是中国人的还是德国和丹麦人的，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们看到有不少中国员工在里面活动。日本人要求辛德贝格和京特提供江南水泥厂属于德国和丹麦的证明。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复杂，因为有一些设备刚刚到中国，还没有完全交接，所以辛德贝格和京特就打擦边球，千方百计瞒过日本人。 

　　日军的一再骚扰，让难民营的老百姓感到恐惧不安，为了让难民营的百姓生命不受到威胁，京特和辛德贝格常常挺身而出。每次日本兵企图进入难民营施暴时，辛德贝格和京特都会立刻站出来进行呵斥。看到德国人的袖标，日本兵当时还是比较紧张的，看到丹麦人，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中立国的白人。总之，对他们还是比较忌惮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厂里面有一个叫夏玉华的职工，被日军拉到了栖霞。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人去救，就基本上救不出来，但昆德和辛德贝格可以去要人，对日本人说这是我们厂里的职工，那可能把他救回来。事实上，他们那次就领回了4个职工。” 

　　就这样，在京特和辛德贝格的支持、保护下，江南水泥厂的护厂河、筑坝附近住满了难民。栖霞镇80多岁的村民王利民说：“一张张席子挤在一起，不管男女，一起睡在那里。搭的棚子很小，现在是看不到这样的棚子了，当时确实很惨啊！”苏国宝老人当年全家在江南水泥厂避难，他回忆，一天，难民区不慎失火，京特和辛德贝格曾经到他家调查登记火灾情况，他的父母就将苏国宝说成孤儿，没想到京特和辛德贝格听说后，便打算把苏国宝留在厂里工作。苏国宝说：“德国人和丹麦人住在一块儿，他们每人给我一块洋钱，说让我上学，穿呢子衣服，我说，你们外国人讲话我不懂，我不能去。” 

　　1937年12月20日，拉贝日记里第一次出现了辛德贝格的名字：“回到宁海路以后，我认识了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伯恩哈特·阿尔普·辛德贝格先生。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因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因此整整一大段路他都是步行走过来的，他后来搭上了一辆日本卡车，安全地通过了北城门。现在的问题是，他怎么才能重新回去。” 

　　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江南水泥厂收留的大批难民中本来就有不少伤员，加上下了一场大雪，天寒地冻，又有一批难民病倒了，于是辛德贝格决意冒险送几个危重病人进城救治。听到日军造谣粉饰说南京已经是太平世界的广播后，辛德贝格信以为真，认为南京城已经很好了，百姓安居乐业了。因此他就冒着风雪，开车把几个负重伤的难民送往南京城。结果还没送到城里，就听到消息说戒严进不去，而南京城仍然是一片血山火海，根本不是日军宣传的那样，他不得不把这些难民重新送回去。为了使伤病员得到及时的救治，他们还从鼓楼医院请了两名护士，带上一些药品、绷带，在水泥厂开办了一个临时的小医院。经常有难民到这里进行包扎、对伤口进行消毒，而这些事情也常常由京特和辛德贝格亲自来做。 

　　1938年2月3日，辛德贝格再次冒着生命危险进城，向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博士递交一封控诉日军暴行的信。信写好以后，由卡尔·京特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又由辛德贝格把它送进南京城，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拉贝立刻把这封信通过不同的途径送到上海，在上海租界的西方新闻出版物上公布出来，这对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大屠杀暴行十分有利。 

　　永远铭记 

　　1938年3月，辛德贝格离开江南水泥厂来到上海，年底他收到工厂附近11名村民联名赠送给他的一幅锦缎，上书“见义勇为”四个大字，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在日内瓦，辛德贝格受中国方面邀请，为国际联盟成员和新闻记者放映了玛吉所拍摄的反映日军暴行的纪录电影。正在出席世界劳工大会的中国劳方代表团团长朱学范，在辛德贝格的护照上题词，赞他为“中国之友”。后来，辛德贝格去了美国，成为一名海员。二战期间，他驾驶美国商船，执行多次航行任务，每次都化险为夷。1972年辛德贝格退休，1982年在美国病逝，终身未婚。 

　　2004年12月17日，为了纪念辛德贝格在南京的正义之举，他的故乡丹麦奥胡斯市将当地的一种黄玫瑰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黄玫瑰”。2007年，辛德贝格的外甥女丽安应邀来中国访问，她将辛德贝格当年获得的勋章、护照和一些原版照片赠送给中国人民，如今它们被珍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后来，戴袁之又通过他在德国工作的华人朋友，历尽波折找到了卡尔·京特的夫人，从而进一步揭开了京特，也就是昆德的神秘面纱。 

　　卡尔·京特，德国汉堡人，1903年出生于中国唐山，中文名字为“昆德”。1933年卡尔·京特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并获工程博士学位。因长期生活在中国，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成立期间，凡有日本兵来厂滋事，也都是由他出面交涉，日军顾忌他的德籍背景，言行有所收敛。1938年3月，辛德贝格离开后，昆德一直作为临时负责人，主持江南水泥厂的日常工作，并在此结婚生子，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离开。所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昆德，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德国“老昆”。据资料记载：“敌日嫉视昆德博士维护江南水泥厂，不断到厂严词查问。以武器示威者，数见不鲜，蛮横狂妄，为任何人所难忍受”，而昆德博士“为维护厂产，忍辱含垢，处之泰然”。 

　　当年栖霞寺长老所写的《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信件，就是由京特译成德文，然后再由辛德贝格送到拉贝手中的。不久以后，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在报道中引用了这封信的内容，向全世界公布了日军的暴行。京特的善举得到超越国界的红十字会的认可，就连与日本结为“轴心国”的德国也嘉许了京特的义举。1939年3月，德国红十字会为感谢和表彰京特在南京的特殊功绩，授予他红十字二级荣誉勋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德国宣战，此后，卡尔·京特遭遇了他在中国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张生说：“京特变成了一个敌国的侨民，战争结束以后，就要开始对他进行清算，所以京特博士给当时跟他一起共同维持江南水泥厂的中国员工写过很多信，希望在他困难的时候能够给予帮助。”1945年9月，江南水泥厂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卡尔·京特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保护中国难民作出的贡献提供了证明。12月，当时的南京市政府批示允许京特继续留在江南水泥厂。1950年，卡尔·京特和他的家人一起离开中国回到故乡。1987年，这个出生在中国并在这里生活了30年的德国人在他的故乡去世。 

　　2002年4月5日，卡尔·京特的夫人携儿子应南京市对外友协邀请，故地重游，来到她50多年前生活过的地方，并向南京人民赠送了有关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历史照片复印件41张。 

　　摘自2011年第12期《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