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的故事为我们所熟知，但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牛郎织女”式的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与爱人“牛郎织女”三十年，对此深有体会。

　　我出生于上海，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辞别父老乡亲，南下来到当时被人们称为“福建前线”的沿海地区。1960年，我与马丽萍喜结良缘。当时我俩的新房是上海人称之为“灶披间”的一间小屋，不到十平方米，虽然阴暗低矮，吊着的电灯，举手都碰得到，但我们很满足。几十年来，我转战南北，戍守边防，妻子独自在上海工作，既要侍候年迈的婆母，又要养育一双儿女，好多年，妻子到部队探亲，又要抱着孩子，又要提着行李，坐火车（硬座）、乘汽车、转轮渡，千里迢迢，往往要几昼夜才能到达部队，其艰辛不言而喻，可她从无怨言，更没有一丁半点的拖后腿。我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后，在部队从副排长做起，一直到大军区副司令员岗位上退下，如果说我为国防事业作出了些许贡献的话，都离不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我记得很清楚，结婚一年后，妻子要分娩了，可我远在海疆，不能在身旁照顾，是我母亲搀扶着她走进医院的。女儿约两岁时，一天清晨，妻子忙完家务，因急着上班，她弯腰抱起女儿，起身快了些，只听得“咣当”一声，女儿的小脑袋撞碎了悬着的电灯泡，鲜血顺着额头流下来，女儿痛得哇哇大哭……结果送到医院缝了五六针。我是事后听说此事的，当时妻子是一副“雨后天晴”的样子，可我心疼呀，既心疼我女儿，也心疼我妻子。

　　我最愧疚的是没在母亲生前尽孝。那是1981年，受中央军委委托，北京军区组织了著名的华北大演习。这是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后，在军事方面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我作为陆军某军参谋长被调至演习导演部工作，全国各大军区的司令、政委、参谋长等，悉数到场，我负责联系南京军区。这次“华北大比武”既是中央军委决策的战备行动，也是全军高级干部的战役集训，参演部队十几万，实兵、实弹、实装，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规模之大，在我军历史上是空前的。当时华北大地，金戈铁马，炮火连天，刀光剑影，喊声震天。正当“战斗”进行到关键阶段时，从上海传来了母亲病逝的噩耗。作为人子，母亲病重期间，全仗妻子照料，我没有侍奉在侧，现在老人家去世了，我理应千里奔丧回家；但是身为革命军人，现在又身处“导演部”指挥岗位，岂能火线下阵！那天晚上，皓月当空，清辉泻地，我默默地站在旷野中，遥望南方，不禁泪流满面，心中暗暗说：“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母亲，请原谅我这不孝的儿子……”现在，每年清明，我都要尽量赶回家中，到母亲坟前扫墓，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以补愧疚之情。

　　当年在福建，身处前线，部队经常换防，常年打坑道，炮战不停，条件十分艰苦，后来部队调防华北，在山西15年，住农村、钻窑洞，随时准备打仗，自己又长期分管作战训练，家属随军没有条件。1985年，我被提升为北京军区参谋长，记得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曾对我说：“玉琪同志，你该考虑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嘱我结束“牛郎织女”的夫妻生活，军区政委傅崇碧同志还打趣地说我是“顽固分子”。我知道，他们两位都是一番好意。其实我何尝不想早点结束“牛郎织女”的生活，但我考虑自己刚到军区领导岗位，又正赶上中央军委裁军百万的重大决策，北京军区精简整编任务十分繁重。妻子当工人几十年，兢兢业业，多年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她爱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有对上海的一片眷恋之情。因此一直到1990年妻子退休，我俩才正式结束了三十年的“牛郎织女”生活。南京军区向守志司令员熟悉我的家庭情况，曾题写了“幸福安康”四个大字赠送给我。

　　记得《十五的月亮》有这样的歌词：“我孝敬父母任劳任怨，你献身祖国不惜流血汗……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感到唱的就是我的生活，我们军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