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灰意冷，皈依宗教

　　香港士丹利街24号，一个不大的庭院小楼，这里就是颇有影响的《中国日报》社社址，当时往来香港的爱国志士在那里下榻的很多，络绎不绝。《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陈少白，时龄40岁左右，但却是革命队伍中的前辈元老。当时，革命者中与孙中山先生称兄道弟的只有他一人。他风流多才，所作诗文遍传海内。1899年，他受孙中山委派赴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一方面宣传革命反清；一方面以报馆为革命党秘密机关。办报正是陈少白的特长，几年来，他勤奋努力，成绩斐然，报纸影响力日增。 

　　抵达香港的苏曼殊径直来到报社，陈少白热情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革命同志。这自然是因为上海《国民日日报》发生内讧时，陈少白曾专程北上调解，同苏曼殊有过晤面。另外，苏曼殊持有冯自由的介绍信，而陈少白对冯自由一直很信任。面对香港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苏曼殊原以为心情会很好。然而却不然，他始终感觉有一种无法摆脱的阴影，那就是对环境的陌生感。苏曼殊抱着满腔热情而来，但在这里几乎成了陌生人，没有朋友，没有人了解他、体谅他。在上海时，陈独秀等人熟悉他，对他的古怪性格并不怪罪，反而彼此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现在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不免感到孤独。另外，他不明不白地悄然离开上海，现在想来总有一种驱之不去的对朋友的愧意。因此，苏曼殊在香港心情一直很郁闷。当时同在报社工作的王秋渭曾这样回忆苏曼殊： 

　　“某日，苏子谷（即曼殊）来访馆中同事某君，遂下榻矣。子谷稚气未除，衣履不整，莫辨菽麦，性嗜闲食，行动怪诞。同事以其为书呆子，多不与语，独某君则殷勤招待备至。子谷在港，除某君外，别无友侣。”在香港工作过的陆丹林亦有过类似的回忆：“曼殊以冯君自由之介，抵港即居于此。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由此不难看出苏曼殊在港郁郁寡欢的状况。 

　　正当苏曼殊在香港陷入苦闷而无所适从时，又传来一个对他打击尤重的消息，那就是对《苏报》案的判决。《苏报》曾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宣传阵地，后遭清廷查封，章太炎、邹容等6人亦遭逮捕。《苏报》案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极大关注。作为革命者的苏曼殊亦很关心此案，只是不知其审判详情。此案判决后，消息即传到香港。章太炎、邹容等以“大逆不道”、“谋叛悖逆”罪，被判永远监禁。 

　　面对革命同志遭此厄运，苏曼殊无能为力。他由此对现实灰心失望，加之在香港的郁郁寡欢，心灰意冷，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古怪。苏曼殊终于选择了皈依宗教，以觅一块干净的土地，使自己的精神趋于宁静。苏曼殊向陈少白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神情严肃，态度坚决，陈少白“素察其性格怪癖，无可挽留，乃送数十金，以资其行”。苏曼殊于是离开香港，来到广州海云寺剃度。 

　　然而“青灯一榻伴如来”的寺庙生活，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宽慰，就像他曾经热情于革命，却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终于半途而废一样。他对这芒鞋破钵的生活也终于不堪忍受，遂悄然还俗，重新回到了香港《中国日报》社。 

　　苏曼殊遁入空门，友人、同志皆为之扼腕叹息。现在见他又回来了，不免非常高兴，对他友善有加。但对苏曼殊来说，这次剃度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他既愤世嫉俗，又无可奈何，经常自暴自弃。他的情绪时而激昂，时而沮丧，显得极不稳定。返香港后，苏曼殊的心毕竟未死，只是被扭曲、被压抑，一旦有机会，他那积淀心底的激情还是会释放出来的。不久，契机终于出现了，那就是康有为在香港的不义行为。 

　　原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与康同行的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想与孙中山联合起来重组新党，但他知道康有为的执拗脾气，不便与之说。一次，梁启超见康有为情绪颇好，便试探地与其商量。他小心翼翼地刚说了一点，康有为即变了脸色，两眼直瞪梁启超。梁启超急忙补充说：“弟子对此已多方考虑，此事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孙逸仙答应假如联合有望，他就给我开个介绍信去檀香山募捐。先生，我们现在困守异乡不是办法，要想重振大业，手中有钱才行啊！”听到募捐，康有为为之心动。停了一会，他对梁启超说：“也罢，你就叫孙文写封介绍信吧。”“那么，先生同意联合组党了？”梁启超欣喜过望。“不，”康有为摇摇头，“我等与孙文这帮乱党决无妥协余地。你此去不但不能与他们联合组党，而且还得瞅着机会建立保皇分会，以尽力扩大我们的影响。”康有为的意图梁启超心里明白，不过是两面派手法而已，皇要保，钱也要。梁启超对此虽有不满，无奈康门规矩极严，师命难违。他只好横下心，豁出脸皮，照康有为的主意去做。结果，梁启超复命时带回华侨捐助款项10万多元，另加上海广智书局股银5万元，颇有收获。行为虽不太光明，然而这些钱也足够弥补名誉上的损失了。 

　　过了一段时间，康有为渐渐看出他的“保皇”大业是断难实现了，便携巨款到了香港，稳稳地当起了“寓公”。他居香港云咸街，由香港政府派印度人当门警守卫，养尊处优，自得其乐。适有湖南“哥老会”的两个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因为参加革命党发动的武装起义遭清廷缉捕，流落香港后，贫病交加，无计可施，只好找到了《中国日报》社，向陈少白倾诉苦衷。然而少白先生一介报人，经济上非常拮据，实在无力相助。他突然想起康有为，虽政见不同，但同为救国之士，当有惺惺相惜之心。于是，陈少白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交杨、李二人前去拜谒“康圣人”。谁知，他们去了以后，康匿居楼上避而不见，并唆使守门印差驱赶。杨流落之后，既贫又病，心情本来就不好，受到这样的揶揄更是忿不可压，便在康寓前破口大骂，印度门警遂前来干涉，杨鸿钧愤恨异常，与门警厮打了起来，遍伤而归。 

　　刺康未成，前往印度修行 

　　他们返回住所后，将受辱经过遍告同人。陈少白闻之，从惊诧到愤怒。康有为假借革命之名通过海外募捐，敛聚了财富，原来许诺抚恤失败党人，现在却食言而肥。《中国日报》社同人均痛恨康有为的这种行径。时在报社的苏曼殊自然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他正为自己在香港无所作为而感到自愧，现闻康有为的如此劣迹，不禁义愤填膺。苏曼殊突然觉得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长期受压抑的一种激情呼之欲出。他认为机会来了，他要有所作为。 

　　一天，苏曼殊非常激动地找到陈少白，说有要事相商。看到他严肃的神情，陈少白颇为纳闷，问他何事？苏曼殊随即向陈少白提出要借他的手枪。陈少白觉得事出突然，问他意欲何用？苏曼殊当即泣诉：“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敛聚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气，当歼除之。”陈少白立刻劝说不可，并告诉他枪是经过登记的，不能借给别人，万一出了意外，牵连很大。另外，在香港搞刺杀也不是好办法，反而会危及自身。苏曼殊不听劝告，并强调从日本回国是充当“运动员”的，为了国民革命，不怕三步见血，并固请陈少白将枪借与他。陈少白婉言拒之，他认为苏曼殊这是冒险之举，得不偿失。特别是刺杀康有为这样重大的事，是要从长计议的，切不可贸然行之。苏曼殊无奈，悻悻而辞。陈少白知道苏曼殊的固执性格，惟恐他执意而行，从别的渠道寻找枪支，故有意识地看护左右。苏曼殊心有郁结，有志未遂，异常懊丧。加之同志间没有共鸣者，甚至还对他颇多防范，不免觉得孤独无助。 

　　不久，他在香港邂逅了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姑娘雪鸿。雪鸿是早年在上海教苏曼殊英文的西班牙籍牧师庄湘先生的女儿，他们有过一段同窗共读的生活。这样，苏曼殊才从无法刺杀康有为的无奈失望以及悻悻而无法释怀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开始了一段若即若离的爱情经历，但这也只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苏曼殊始终不能排遣内心的一种孤独感和脆弱感。于是，苏曼殊决定离开香港，前往印度，他要沐浴恒河的圣水，寻求某种心灵的安慰。 

　　苏曼殊这次在香港虽然欲刺杀康有为未果，但事情的谋划本身即能彰显出苏曼殊柔情侠骨、大义凛然以及剑侠豪气的另一面性格。当然，这次胎死腹中的刺杀未遂结果，对苏曼殊以后的生活态度也有一种消极的作用。从此，他更多地选择离群索居，清心寡欲，选择远离现实而自我修炼的一种状态。 

　　摘自2012年第11期《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