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啸平

　　抗战前后，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在南洋进步青年中非常流行，鲁迅先生为该书写的序言中，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Ilia Ehrenburg）的一句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是资本主义也包括南洋在内的社会的深刻的概括。在那里繁华街道上遍布金馆银楼，百货公司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舞厅和妓院……我们这批青年，过其门也是目不斜视，心不邪思，非但我们这些家境贫困者如此，即使腰缠万贯的豪绅富贾的子弟，也自尊自爱不涉足那灵魂堕落的世界里，而投身于“庄严的工作”的抗日救亡运动里。我的朋友李伦武，又名李承，便是如此可贵的青年。

　　他是当地一所规模非常庞大的娱乐场的少爷。那娱乐场叫“大世界”，在当地赫赫有名，方圆几英里，内有赌场、舞厅、电影院、各种餐馆、各类戏曲剧场、各类百货公司……他家是漂亮别墅，男仆女佣，名牌汽车，私人司机……应有尽有。他这个少爷，本该是花花公子，可却爱穿布西装短裤、布衬衣，参加我们抗日救亡剧团，作街头演讲，演街头戏，出门踏自行车，不爱坐汽车。有一次，我们在他老子开办的那娱乐场地上演《放下你的鞭子》，他扮演那个敲锣的小伙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谁能知道这个要饭小伙子竟是这娱乐场的小老板呢。当时著名音乐家任光正在新加坡，他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要职，他可以和我们这些小伙子进行救亡歌咏运动，嘻嘻哈哈，逛马路，也够身份和上层人士平起平坐。那天他在娱乐场遇见老板，便恶作剧地拉他来看那广场戏，戏完时便向大家介绍：“你们看这个大老板，这个小老板！”众人看得惊讶，大老板西装革履，戴金丝眼镜，神态轩昂，小老板则像个要饭的。不过，惊讶之余，却向小老板瞟过来钦佩和赞扬的眼光。大老板起初虽有点尴尬，过后也得意地笑起来，儿子参加救亡运动，他脸上也有光嘛！

　　李承不仅在《放下你的鞭子》里扮演卖艺要饭的小伙，而且在我们演出的《日出》里扮演茶房福升。有一次，我们剧团要开大会，想走这小老板的“后门”在娱乐场的舞厅做会场，他领我们到舞厅找该厅负责人，那守门人竟“有眼不识泰山”，一手把他推开：“滚！”后来有人认识他，毕恭毕敬叫：“少爷。”把那守门人吓得半死。因这少爷从不涉足这个场所。后来他老爷子知道这件事，很感慨地说：我宁愿让我儿子去当茶房，也不让他进舞厅。在那个“荒淫无耻”的旧世界，金迷纸醉、醉生梦死的舞厅里，种种堕落、恶行，腐蚀了多少意志薄弱的青年人，这位老板是深知其中黑幕的。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我这位朋友因在当地抗日救亡运动中是很露脸知名的，便流亡到印度尼西亚。新中国建立时，他抛弃在新加坡的富裕之家，回到广州从事革命教育工作， 当中学教员，年老退休后，因儿女都在新西兰立业，他也移居那里，还常常给我写信，关心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他的心终身和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 

　　小 跋

　　王安忆

　　这几篇文章是父亲最后的文字。一九九八年母亲去世以后，虽有我们姐弟三人呵前呼后，但父亲的心情依然是沉郁的。节庆日的餐聚，亲友客访，一番热闹过去，余下加倍的冷清。平淡的日常生活对于痛失的遭际，明显补偿不足，无能为力。尤其人当垂暮，无论事实上还是心理，都缺乏修复的余裕了。这种匆促的情势具体到细节，就是老朋友相继离世，能与之说话了解的人日益少去。本来上岁数的人出行约见就受拘束，其时，连通电话都不复可能。如此心态处境中，写作无疑带有自赎的意味，可试尝从低沉里走出来。回忆和书写本身就有愉悦，当然，伤感是难免的，但伤感不是积极的吗？它表示生命还在活跃激动，同时，工作着会产生一定的价值感。果然，父亲有所振作，甚至酝酿起长篇小说，关于数对男女的恋爱。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要写爱情，而且是烽火中的爱情，听起来挺有趣，然而，单从这一组小文也可看出我父亲到老都是一名“文青”。他始终保有浪漫的热情，是“五四”新青年的精神遗存，也是海外归侨通常见得的赤子之心。准备写作长篇的大笔记本买来了，墨水瓶注满了，蓄势待发之际，溘然离世。生命的长度确实不够重新开始了，无论你有一颗多么诚挚的心。

　　这年春节，我们合家赴南京度假。自母亲去世那一年，携父亲北上疗伤，继而又南下杭州过新年，之后的四年里，父亲就不愿出门，仿佛应急过后，肾上腺素退回水平之下，难以再度激发。姑妈八十大寿，邀全家人去新加坡庆生带过新历年——姑妈的生日正是元旦，如何上下动员说服都是不成。但南京这地方，却不由他不动心，那里保存着他人生最高峰值，随即又坠落低谷的记忆，无论高还是低，都是人在壮年，最为丰满的经验。就这样，抱了寻找旧迹的心愿去到南京，其实时过境迁，城市的改变莫须说了，一九五八年戴上“右派”帽子，逐出军队，降职降薪居住的杂院早已拆除，向路人打听都没人知道这地名。而我倒依稀记得那地方。大约刚入小学，保姆到课上向老师告假，将我领出来，赶晚上的火车。后来知道，是父亲“摘帽”，调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母亲携我和姐姐去南京接父亲回家。曾经在那杂院里的小屋住过几日，印象中是一个天井，环一周木廊，从木楼梯上去，就在其中一间。我和姐姐睡床，爸爸妈妈则打地铺，可想像多么简陋。但是外出和团聚总是令人兴奋的，在地铺上打扑克更是不同寻常。最后一夜，大约因为房子退租，我们借宿在父母战友家，黄国林和陶玉玲——就是饰演《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和后来《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春妮，我们自小到大都称“小陶阿姨”。他们刚生下一个女儿，新婚的气象还盎盎然，我们一家四口挤一张大床，早晨起来，人家的新绸被子都滑落下来，亮闪闪地一地红绿，十分喜庆。此时，他们早已迁到北京总政，那地方想也不存在了。老战友们或往北京，或往上海，或随儿女移居国外，余下的集中住进干休所。我们找到干休所，见到几位，一起吃了餐午饭。这一回寻访故旧，并没有出现热闹的场面，反是略有寂寥，映照出一些世事的凋敝。就像是命运有心在落幕安排一次返场，旅行南京之后四周，二○○三年三月五日，父亲终年，寿八十四。

　　翻阅整理这一束小稿，因文末均没有标注时间，我只是按文中所述内容排出顺序，那一篇没有标题亦没有结尾——大约有三四行字，笔触掠过，在稿纸的格子里点下模糊的痕迹，辨不出字形，那一定是到了最后，思绪遁入渺茫，回归混沌，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光。我将此作为“小引”，是珍惜父亲留下的每一点滴文字，也是一个标识，标识这一组文章是父亲生平中未可尽然却不得不尽然的写作。

　　2013年7月21日 香港 

　　摘自《世纪》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