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潘华信 1938年生，中医、学者。曾任教于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专家门诊于上海岳阳医院名医特诊部。曾先后师从沪上名医朱小南、严苍山、陈苏生、裘沛然诸公。主编、副主编《叶天士医案大全》《中国医籍通考》和《中国医籍大辞典》，撰有《未刻本叶案发微》《评校柳选四家医案》等。

　　篇一

　　我虽做医生，却嗜好于艺，平生心得是医宜深思、艺贵痴迷。少时学画，1954年曾被浙江某美院附中录取过，入院复查眼睛发现红绿色弱，命运遂与学画擦肩而过。然当年从师学画经历，退休后时时在怀，不忍湮没。兹略记梗概，以志鸿爪。

　　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专心从师学画。一次走过淮海中路近思南路口的一排老式西洋里弄时，见弄口竖着一块“新华画室”招生的牌子，我未加思索就上石阶，走上黑黝黝的木梯到三楼去报名。一间简易的前楼加上扶梯间就算画室了，墙上钉着不少素描习作，室内零散地摆放着石膏教具和画架。任教的老师有钱鼎、冉熙、朱屺瞻等。教师学生不多，却已结帮分派，大致与屺老形成了对立，屺老的成份与法国印象派的风格，成了他人讥讽和攻击的靶的。我新生初到，慈祥的屺老就牵着我手，安排座位，并说：“潘家弟弟，你跟我学吧。”屺老的专长在印象派的光色、线条、气韵上，而当时强调现实主义的素描功底，因此在学生中间不大吃香。与我并排而坐随着屺老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衣着、气质颇不同寻常，青灰色对襟中式短袄，白色纺绸内衣翻出袖口数寸，清癯高额，络腮胡须，却刮得精光而面颊发青，画画休息时，我常向他请教和攀谈几句。他虽画西洋素描，却具中国特色，画面光洁整饰，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张画稿完成后，在画面的上端，用挺削劲秀的毛笔字写成一段文字，品论该画的经过得失，字迹酷肖吴湖帆，他常常不厌其烦地一张张翻给屺老和我看，引人入胜，让我心醉。

　　一次，我们两人正在静心画石膏，他家一个老妈子匆匆赶来说：老先生来家了，快点回去。屺老在旁也敦促着：快去，快去。他急忙收拾画稿，匆匆下楼。屺老看他离去，悄悄对我说：“潘家弟弟，下次有机会你可请他算算命看，他专长铁算盘相卜，很准，名字叫董慕节，与吴湖帆亦师亦友，情谊深长。”这让我在脑海里突然掠过“董慕节寓所”几个大字，是王福庵先生用隶书写的，凝厚古醇，悬在南京西路大光明影院隔壁一条弄堂上，是我心仪久切的，于是招牌的光辉就落实在我旁座的同学身上了。不久画室内讧停办，我就离开了屺老和董先生。

　　1959年暑天，我经过常熟路某弄口，见到屺老在纳凉，我上前问候，他依然亲切地问我：“侬现在学点啥？”我说：“祖父要我学医，我在学中医了。”“跟谁？”我答：“严苍山。”“喔！好医生！好医生！阿寿（潘天寿）的结拜兄弟。你要好好跟他学！”此后一别二十余年，屺瞻先生名扬于天下，作画署名常谐音“起哉”，我想这与他的前尘委屈不无相关的。虽然后又曾经多次相遇，盛名之下，我也不便趋叨打扰了。八十年代以后，与港、台故友叙，知我当年旁座的董先生，早已去了香港，红遍港九，执冠命相，恨当年没有听屺老的话，未请他卜算将来。

　　最近参观上海博物馆，见大堂铜壁捐赠栏上，赫然也镌刻有董慕节的名字，让我怀想起六十年前的往事，人事代谢，不禁唏嘘，往者已矣，不知寓居海外的董先生能否见到此文？

　　篇二

　　我恋恋怅怅地告别了新华画室，仍矢志于画。后来进入了上海画室，它位于瑞金路、皋兰路相近，是一幢旧式花园洋房的底层，朝南一排两间，由陆敏荪、王碧梧执教，两人是苏州美专的高材生，素描功底扎实，色彩出众，而且还聘请颜文樑、李咏森两位前辈任课，师资力量雄厚，学生众多，日夜分班学习。

　　当时素描教学已开始风靡苏派块面画风，而陆、王二位仍侧重在柔美、华丽的线条表现为主的法式教育。在陆先生的指导下，我心领神会，进步甚速。陆、王伉俪十分尊重师辈，记得凡是晚上颜、李有课时，王老师必亲自下厨，精心烹调菜肴，款待前辈。常在画室一角，竖起小屏风，缝隙可见，一只小圆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象牙筷和红酒瓶，一会儿虾仁炒蛋、红烧鲫鱼等陆续上桌，整个画室喷香扑鼻，我是边画边咽口水。颜先生上透视课，旁边挂靠着他在法国所画的巨幅人体习作，墙上点缀着先生擅长的精美小品油画，包括曾经获奖的“厨房”。他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至今未忘：“大自然是这么的美，山山水水，蓝天白云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我真不忍心因为自己画面的需要，把它们任意舍弃。即使我面前一排逐渐远去的路灯，也是一种美，十只就是十只，只作远近处理，一只也舍不得抹去。”大家都听得笑了起来，其实这正是先生崇尚自然的艺术认识观，与后来东渐而一统天下的苏派艺术颇相径庭。

　　李先生的水彩画明快洁净，一笔成形，尤工玻璃器皿，驰誉全国，至八十年代仍执上海水彩画之牛耳。当时我回家后与母亲聊起画室情况，说到李的名字，她顿时一怔：“哪个李咏森？”我答是我们的水彩老师，“是不是常熟人？”“是的。”原来我母亲与李先生有葭莩之谊，自幼青梅竹马，二十年代末我母亲来归上海，音讯中断，睽隔二十余年后，知李亦来上海，并卓然成家，母亲十分兴奋，嘱我有机会互通信息。一个风雪之夜，李先生在画室上课结束后离去，他打起阳伞，踏着积雪，从瑞金路向淮海路独自走去，我赶紧跟上，自报家门，并转致母亲问候，话音一落，在雪地中的他突然停步，盯着我的脸急切地问：“菊弟（母亲小名）好？”语气哽噎，我如实告诉了他我家中的情况，以及母亲对他的挂念，雨雪之中，我俩也不乘电车，沿着淮海路，从瑞金路说到常熟路，我要送他到永福路的家，他坚持不肯，要我早点回家，告诉妈妈，并嘱以后以“咏舅舅”相称。

　　以后，咏舅舅与我们相叙数十年，母亲在世时，他几乎每月必来我家，带些小礼品或鲜果，言笑殊欢。八十年代以后，我与两弟弟常去永福路探望他，腊冬年夜饭，成了定例，他必来我房间的小圆桌上小酌，微醺中，冒着寒风，我扶着他沿淮海路送他回家。咏舅舅曾送我家一组他的虞山水彩写生，有石栏华表，有箕子墓，有山路仰视中的古庙，虽然技法精湛，淋漓纵横，却隐隐透示着肃穆、寂静和凄惶，仿佛告诉我们，这里凝固了已经消逝了的曾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