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书局在台湾很有名气，1953年7月10日在台北成立，将近六十年来出书约万种，是读者良友。

　　我与三民书局的书缘开始于1995年。那是因为承担《何典》《斩鬼记》的注释整理，后来书局又提出增加《平鬼传》，将三部讲述鬼世界题材的小说合成一册。我之所以接受此事，缘于一位熟人邀请，另一原因则是自己生长吴地，对《何典》这部用吴语方言写的小说有一种亲切感，读着有趣。当时我对三民书局并不了解。在整理小说过程中，书局编辑先让我对小说的底本及校本作一说明，并先注释小说各一章寄给他们看看。我一一遵嘱照办，不久他们回复满意，我再接着做下去。后来，编辑先生还不时提出一些建议，为了满足要求，有时需要回踩已经做好的工作，有时需要增添新的内容，这自然会产生一些麻烦，不过，我体谅、同时也尊重编辑先生这种认真编书的态度，对三民书局的印象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了。

　　第二次接受三民书局约稿是十年以后。2005年11月初，张家旺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到我家来，说巩本栋教授推荐我编著《新译归有光文选》，他们对我谈了编撰的体例、要求。工作程序也是先寄一份文选目录、数篇样文，然后等候回音，待确定下来以后正式开始动笔。对此我已经了解、适应。归有光文章我以前读得比较多，可是真的要编文选、作注释、写题解、谈鉴赏，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逐字逐句地阅读、琢磨。为了写好这本书，我找来不同版本加以比较，跑图书馆寻找文献，解决疑难问题。比如在撰写过程中，发现长期流传的《寒花葬志》是经过删节的，我找到了这篇作品完整的文本，从而弄清了归有光与寒花的真实关系。又比如，归有光时文名气很大，他在科举考试上却历尽坎坷，对于其中的原因我也通过发掘新材料有了新的了解，提出新的解释。总之，通过编著这部书，使我对归有光的认识加深了，对他的文章也产生了新的理解。这应当感谢三民书局给了我机会，他们认真编书，对读者负责，这种态度时时会对我起策励作用，使我总想把书写的好一点，能够多一点新意，我觉得让他们满意其实就是让读者满意。

　　2010年9月，我到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担任一学期客座教授。期间承蒙刘振强董事长热情相邀我与夫人到三民书局做客，当我初次听到他用略带旧时音腔的沪语讲述往事时，亲和的乡情油然而生。他对我《新译归有光文选》一书多有鼓励，并请我们在红豆府享用美餐，又驱车到野柳观赏奇景。刘先生律己甚严，待客非常真诚、周到。他当年已经虚岁八十，对事业仍然充满追求的热情，真可谓“壮心不已”。我问刘先生：“到台湾以后，为什么选择办出版社？”他告诉我：这是有感于台湾当时出版业落后，才与另外两个朋友合办书店，三人都是子民百姓，所以取名“三民”。当然，这也可能与受到他父亲的影响有关。刘先生爷爷做官，因性格不圆，就离开了京城；父亲再不愿涉足官场，便选择教师的职业，当个中学校长。刘先生说：“父亲这种清风影响了自己后来远离政治的态度。”这在三民书局出版物品类方面也留下了印记，他们以出版文化、教育、法律、学术、文学类书籍为主，对出版政治类图书相当谨慎。心中有理想，所以能坚持。刘先生办出版取得成功，赚了钱，还是将这些钱用在出版上，如此周而复始，持续滚动，有的人难以承受，退出了，刘先生则选择了坚持。他称自己是“怪胎”，我理解这一个词在此处的内涵是坚持理想。他说：“我的性格是，看中一件事值得做，就锲而不舍地做下去。教育、出版都是功在长远的事业，要老老实实地去做。”他还说：“前辈有一句话：‘要出一些亏本的书。’这对我很有影响。如果出的每一本书都要赚钱，这样就成了书商。”我觉得刘先生言出肺腑，境界高尚，道出了志存高远的出版家对这一行的认识。

　　刘先生非常重视传统典籍的普及工作，三民书局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有意识地组稿、出版古代典籍今注今译书籍，以此作为其重要的出版选题之一，至今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积累。刘先生坚称，要让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为今人所了解，不要使其丢失。对于这种普及工作，有些人在心里瞧不起，不屑于从事，以为与高精尖的学术研究相比，这只堪称作“小儿科”，走不进大殿堂。我自己不以为普及古籍与对古籍作精深研究两者无法比翼齐飞，必须一兴一亡，所以我也乐意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相信刘先生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