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成绩

　　尽管此书较为浅薄，但由于是“第一本”，新闻出版界给予较髙评价，称其“反映了该学科当前的最新水平”。

　　平心而论，我编撰的第一本书，并非是这本教材，而是在担任1975届班主任期间，曾牵头组织七八位“尖子”学生共同参与，编写一本主要介绍报纸常用文体基本写作知识，最后取名为《新闻写作》的书，作为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

　　在具体指导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首先确定报纸的常用文体种类，然后经过反复讨论、多方求证，统一了每种文体的写作架构：以基本的写作知识作为主体，附有范文选编、作品评析等。至于写作知识，不外乎该种文体的特点种类、地位作用、写作要求以及注意问题四大部分。尽管从确定写作提纲、基本体例、布局谋篇、文字表述到最后定稿，我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但同学们的工作热情和治学态度，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始料未及的是，这本40万字的教学成果，赢来了一举三得的回报：其一，全国30余家省级报纸的内部业务刊物，选载了书中的若干章节，《解放日报》还以《报纸常用文体的写作》作为书名，广为印发；其二，上海市教育局将该书缩编为《新闻写作函授教材》,在本市和外地的函授学员中普遍使用；其三，这本书一度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乃至全国新闻院校的基础教材，被沿用了多年。诚然，这本书从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到收录范文，都不免打上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这需要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它。

　　在校内主讲《新闻评论》课程的同时，为适应社会的需要，我还陆续赴其他高校、企业、机关讲授新闻评论、社会调查以及消息、通讯、工作总结、情况反映（内参）的写作等百余场。1983年五六月间，我还应邀赴四川大学讲学，为该校刚刚组建的新闻系的部分师生，系统开讲《新闻评论》课共50余学时，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

　　1975年夏天，应上海电视台之邀，我以《小评论的写作》为题，向全市基层政宣干部和新闻写作爱好者，作过长达两小时的教学实况直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荧屏。在校期间，我利用教学之余辛勤笔耕，不时有文章见诸《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端。我应约在《新闻大学》杂志上发表了系统论述新闻评论的文章，其中不少被其他书报所引用、所转载。我还应邀在《辽宁日报》新闻业务刊物《记者摇篮》《浙江科技报》的通讯员刊物以及《安徽日报》的函授教材上开过专栏，撰发过关于评论写作的系列文章。

　　由于我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绩，1979年被学校评定为讲师。在复旦大学1966届文科留校生中，我是唯一破格晋升者。正当我潜心教育事业、立志再创佳绩的时候，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发生了：1983年10月，上级组织任命我为上海青年报社总编辑。

　　1983年10月，正当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进入第10个年头，一切都比较顺当的时候，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的调令,要我出任青年报社总编辑，当时我压根儿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要不要接这个担子，我苦苦思索了好几天。

　　我想，担任此职面临的困难太多了，起码有四个不相适应：

　　一是从新闻教育岗位转到新闻实践岗位，工作性质、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二是从10年前办过大报、日报，到现在办小报、周报，读者对象、报纸风格和宣传手法都不尽相同；三是自己已过了不惑之年，如今要同年轻报人和青年读者打交道，在思想、情趣和心态上都有一定的差异；四是最主要的，从原先比较习惯于当配角到现在要唱主角，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此外，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眼看各地青年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优胜劣汰的形势既喜人又逼人！

　　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在任职的4年半期间，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报社同仁的支持下，我在实践中求索，在继承中开拓，自感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辜负领导和同仁们的期望。那么，我是怎么想又是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