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阅了汉语成语中涉及法律的大约有58条，其中除了诸如“执法如山”、“正法直度”等20多条正面表述立法、执法、守法的内容外，其他都是对立法、执法、守法等的负面表述，折射了对法律不信任的一种心理。例如：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意思是偷钩的要处死，篡夺政权的人反倒成为诸侯。这是讽刺法律的虚伪和不合理，以及立法的不平等。

　　“网漏吞舟”、“禁网疏阔”等。意思是网里漏掉吞舟大鱼，这是比喻法律太宽，立法漏洞很多，使重大的罪犯也能漏网。

　　“口含天宪”。意思是君主有生杀予夺之大权，言出即为法令，因而法律极不稳定。

　　“罪不容诛”、“罪不胜诛”、“罪该万死”等，意思是法律规定的处罚不足以表达人们对其罪恶的愤恨。所以过去觉得一刀结果死刑犯的生命，有点简单，就发明了“凌迟”（即千刀万剐），让死刑犯死得痛苦些。处死罪犯之后，还要鞭尸、暴尸，还要株连九族。

　　以上是对立法不信任的表达。对执法不信任的内容更多：

　　“公报私仇”。意思是假借公事来报复私人的仇恨。

　　“逍遥法外”。意思是指犯法的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仍然自由自在。

　　公布法律就是让人们能够预知自己是否犯罪及其后果，所以法律具有使人免于恐怖的功能。但汉语成语中有不少诸如“不测之祸”、“不测之忧”、“不测之渊”、“不测之罪”等表述，反映了人们对执法者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经常制造“莫须有”罪名的不满。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意思是执法者欲加害于人，即使无过错，也可以罗织罪名作为理由。

　　“周规折矩”。意思是拘泥于成法、准则。这是批评执法者不能酌情处理问题。

　　“深文周纳”、“舞文弄法”、“徇情枉法”、“弄法舞文”、“深文傅会”、“深文曲折”、“析律贰端”、“卖法市恩”等，意思是苛刻地或歪曲地引用法律条文，把无罪的人定成有罪；或不根据事实，牵强附会地给人硬加罪名。

　　不相信统治或执法者会模范遵守法律。如“以身试法”，意思是明知法律禁止，仍然去做违法的事情，以图侥幸；“知法犯法”，知道法律，又违反法律，明知故犯。

　　上述成语表现了过去人们对法治不信任的传统心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古代社会缺乏真正的法治，立法受皇权干预，执法受贪官污吏干扰，清官少有，“包公”罕见，久而久之，人们对法治产生了仇视心理。因此，我们不应一味地责怪民众仇视法律的传统心理，这是古代专制政治逼出来的结果。

　　从历史实践来看，仇视法治的传统心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二重性。积极性表现为这种心理极容易号召人们起来革命造反，推翻不合理的统治压迫，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既是“官逼民反”，更是“法逼民反”，《水浒传》里的林冲之被“逼上梁山”，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缩影。仇视法治的传统心理也有消极性，董必武1956年在党的八大所作的《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会发言中，深刻指出，这种仇视法制的传统心理可能引起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包括对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所制定的反映人民自己意愿的法律，也会发生不尊重的现象。这不是一种假设，“文革”期间，那些举国上下违反宪法的事情，不早已证明了董老的论断了吗？

　　仇视法治的传统心理不利于执政和建设。董老过去经常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来说明这一点：“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于一切国家事务的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克服这种心理，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须经过长时间的和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法治建设除了制定良法、公正执法之外，还需要克服千百年来形成的仇视法律、无政府主义等传统落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