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声势浩大，近两千万城里的中学生下到农村。他们中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我国农村教育落后，贫穷是一个原因，更突出的是师资薄弱。而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如北京的四中、八中，上海的上海中学、师大二附中，天津的一中等，教育质量全国闻名，根本原因是师资好，教师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名师指点之下，学生焉能不强！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综合素质，为充实农村教师队伍，大面积提升农村师资水平，培育农村人才和提高农村劳动力水平，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这些知青没当过教师，也没来得及经受培训，就匆匆站到了讲坛上。奇怪的是，一站上去，昔日母校老师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了眼前，而母校老师仿佛知道远行的学生在召唤自己，从北京、上海等地“飘然而至”，一招一式地指点着，新教师们“照猫画虎”，认真钻研，渐渐地自如起来了。知青老师的素养、学识和见多识广所形成的气场，很快弥漫在了简陋的教室里，昏暗的课堂于是变得明亮，穿透破旧门窗的寒风雨雪也似乎柔弱了许多。学生们不再耷拉着脑袋，而是睁大眼睛，挺起身子，尽情地吮吸着、吞咽着，压在心底的对知识的渴求之火燃烧了起来。他们的父辈也变了，再也不说“只要识几个字能干活挣钱就行了”，而是叮嘱孩子跟着知青老师好好学，多读书，将来有出息。

　　景况就这样迅速地改变着。它彰显着文化、知识和文明的巨大威力——即便在那荒诞的时代！之后，更多的知青站到了讲坛上。他们在知青大军中，是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确是“分量”颇重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文化的使者，是知青在农村播撒文明种子的代表——尽管当时没有意识到。知青的学生、后来担任黑龙江农垦总局团委书记的小徐告诉我：他的老师是杭州知青。老师的宿舍里有许多书，那里成了他的第二课堂。高考恢复后，老师考上浙江大学，临走把书留给他，凭着老师的教诲和这些书籍，他考上了大学。后来他妹妹把书接过去，也考上了大学。人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人除了父母，他把知青老师排在头一个。

　　黑龙江的黑河市，建起了我国第一座颇具规模知青博物馆。馆长刘树新也是知青的学生。他告诉我，从1968年知青下乡到1979年返城，知青老师共教了约10届学生，总数约有一千万。我听了心不禁一震，这“一千万”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数字，而是一千万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什么比培育了那么多农村的新一代更值得知青骄傲和欣慰的呢？如今，这“一千万”正影响着他们的子女，影响着周围的人，影响着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