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杨浦往事，也有好多年了，然而，往事一旦插上微信之翼，便朝着更戏剧浪漫的方向飞舞了，完全始料未及。童年故事中的小朋友们居然快速聚集起来，从世界各地。

　　5月8日，我的文章《回不去的“二院”童年》在微信公众号发出，当晚，在美国的小学同学陈洁就收到她哥转发的此文，她立刻到高中同学群中抛文寻找作者。恰好她的高中同学中有我的大学同学兼同事，24小时内她找到了我，组建了我们童年小朋友的微信群。“二院”这面旗帜一旦竖了起来，滚雪球似的，“小朋友们”纷纷前来报到了。像被吹散的蒲公英，昔日嬉笑玩闹的小伙伴分散在了世界各地，北美、欧洲、大洋洲，甚至有在非洲当酋长的。说是小朋友，其实大都已是两鬓染霜了，但一旦叫起了彼此的小名，又都回到了大院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

　　“二院”，是上海水产学院的家属宿舍，与本部相差一里左右，在工厂和农田的包围之中，又在远离市中心的军工路。所以我们这批出生在“文革”前夕的孩子，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地疾风暴雨，却犹如生活在宁静的桃花源中。与北京的大院文化相比，上海大院里的孩子们显得更为温和与文艺。同样的是，大院里总会有个带头大哥，领着众孩儿干些调皮捣蛋的事。咱们院里公推为“司令员”的郭家大哥，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在小弟小妹的回忆中，他头戴大盖帽，模仿电影中的国民党军官，带着男孩子玩打仗游戏，占领防空洞顶放风筝，很威风，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小喽啰。偶尔也会踢翻老奶奶的鸡笼，也就这样了，扔板砖打群架的故事倒是没有发生。

　　大院里，通常还有一位读了一大堆《十万个为什么》、通晓天文地理的睿智大哥。陈家大哥就是让众小妹心生崇拜的百事通。当我们在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时，他是真的对于各大星系、星座了如指掌。他能背出世界地图上的所有国家，当他指着太平洋上小小的圆点告诉小红，这个国家叫斐济时，小红立刻记住了，连同当时的情形。直到今天，她脑海中还有那画面。当我们相聚在群里时，陈大哥远程指挥澳洲的青江观看南十字星座。他自己今年也实现了一直想去南半球看星星的童年梦想，终于在新西兰看到了大麦哲伦星云、小麦哲伦星云和老人星。

　　大院里，一般还有几个女文青，自组一个文艺小分队，纳凉时给大家表演节目。冯波、大妹、小妹是领头的。藏族舞蹈是一定要排的，就冲着那鲜艳的民族服装。老式头箍上缀上小花，用蜡光纸裁成一条条镶拼成彩条裙，一群“藏族姑娘”就可以“巴扎嘿”了。还有女孩子喜欢跳朝鲜舞，婀娜多姿，拿来家里妈妈的裙子扎得高高的也有几分相似。演出前，冯波妈妈会帮着化妆，烧过的火柴头是最好的眉笔，舔舔小嘴唇，在红纸上抿一下，小嘴红嘟嘟的。“幸福的生活歌唱不尽，听那歌声多嘹亮……”

　　我们在大院中共同经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划过夜空，经历了隔壁电缆厂一场可怕的火灾，经历了承军的爸爸被敲锣打鼓欢送到黑河，经历了兴奋地等待去学校本部看夜晚的露天电影。直到1972年夏天，欢乐的音符戛然而止。上海水产学院被迁到厦门，一个此前绝大多数人都不曾去过的地方。院子里的一些小朋友跟着父母到了厦门，一些小朋友搬到了学校本部。院子里冷清了许多。

　　8年后，水产学院再度搬回上海时，我们已都长大成人，走出院外，求学，就业，出国，大家渐渐少了联络和音讯，直到“二院”这个名词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回味往事中激发彼此的记忆。

　　籍家姐妹回忆，她们的爸爸籍庆云，一个转业军人，为保护档案材料，被斗了三天三夜，而且没有吃喝。但他扛住了。直到“文革”结束，籍伯伯才带人去黄浦江边，他把档案放在一个大柏油桶里，用一根铁链条拴着，从黄浦江中拖出的档案保存完整。当年是他一个人晚上偷偷丢进江里的。

　　曹红回忆，我父亲在厦门时教了她一个暑假的英文国际音标，从而奠定了她自学英语的能力，大学时她英语名列全校第一，她出国25年了，英语至今都是强项，“我永远记得许老师，感恩许老师！”还有两男孩都说在厦门时 “偷听”过我父亲教小孩英语，获益匪浅。在父亲去世十多年以后，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特别感动。

　　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填写当年大院里每家每户父母和孩子的名字，好似在给我们的童年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