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穿的一双皮鞋底子换了三次，他还要修补后再穿。他不抽烟，不打麻将，不滥酒。除了实在推不掉的应酬，樊中黔很少去外面吃饭。他喜欢提着菜篮子上街买菜，然后亲自下厨做饭炒菜。2010年9月，樊中黔因收受上千万赃款，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吐鲁番地区水利局原局长曹培武出身贫苦，生活节俭，一分钱的东西都舍不得浪费。他身上穿的旧棉布背心已经穿了30年还舍不得扔掉。平时一日三餐很简单，从不吃肉。2014年9月3日，曹培武涉嫌收受他人贿赂251万余元被批准逮捕。

　　人前人后的强烈反差，成为最易于传播的案例。这种传播心理，是对表里不如一的不满。其隐含的价值观，是相关官员应当具有趋向圣人的品格，这是公众之所愿。但光有圣人般的清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才干。韩非子注意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话说历山的农夫相互侵占田界，闹得不可开交。舜亲自到那里种田，一年后，田界之争平息。黄河边的渔夫们争夺水中的高地以便打鱼。舜也亲自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渔夫。东夷的陶工制作的陶器很粗劣。舜亲自到那里制陶，一年后，陶工们制出的陶器很牢固。

　　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虽然都不是舜的职责，但舜前去干这些活，纠正了败坏的风气。舜真是仁厚啊！所以说，圣人身体力行的德行能感化人啊。”

　　但韩非子从舜的圣人行为中发现了两难。他发问：“舜做圣人功夫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

　　韩非子继续问：“孔子说尧是圣人。既然是圣人，那么处在君位上，就应当明察一切，使天下风气醇正。如果耕地的、打鱼的不起争执，陶工的活计做得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说明尧为政有失。说舜贤明，就否定了尧的明察；认为尧是圣人，就说明舜的道德教化不可靠。”

　　更重要的是，韩非子发现圣人之教在政治绩效方面的不“经济”。舜一年纠正一种败坏，三年纠正三种败坏。像舜这样的人，为数有限，寿命有限，而天下人的过错却无休无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无穷的过错，能纠正的就更少了。

　　韩非子认为，要规范天下人的行为，就该发布命令：“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发布，傍晚过错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第二天早晨过错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完全纠正，何苦要等上一年？舜不采用“法”的办法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亲自操劳，不就是毫无统治办法吗？用身受其苦感化民众，尧、舜也难以做到；而采用“法”的办法，哪怕是庸君也容易办到。要治理天下的人，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却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只能说他不懂得治国之道。

　　没有人能否认“法”在政治绩效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法如果不能植根于内心判断，而纯粹成为一种“以上级的看法为看法”，那么一旦外在强制力消失，社会与政治失序瞬间即可发生。强大的暴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即在于其基本国策法家思想只是提供了一种“外在之法”。

　　儒家倒是在试图提供“内在之法”，却甚少考虑政治绩效，在危亡之际显得束手无策。因此之故，儒法混用、儒表法里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指导思想。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造就一代又一代表里不一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