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一个人出远门之后，原本几乎足不出“沪”的我就开始逃年。倒不是家中应酬多，而是吃不消鞭炮吵闹，特别是除夕和所谓“接财神”的那两日。我在越南、香港、广州度过春节，走在闹市街头，不免有几丝旅思客愁，看着路边一盆盆鲜花、金桔树，心头总有一问：“阿拉上海就不能也这样，安安静静过一个甜甜美美的年么？”

　　今年，我没有春节出行的计划了。修订后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外环线以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春节也不例外，处罚条款也更加具体、明确，可操作性较以往大增。于是，我的新年愿望里，多了一条：但愿《条例》能让土生土长在大上海的我，见证此生第一个静美的本埠春节。

　　仔细想来，禁燃烟花爆竹，也算是一种“供给侧”改革，革除一种长久以来不利于城市文明发展的劣质“产能”。没有了无序的私燃乱放，对热爱环境的公众而言，有助于降低空气中颗粒污染物浓度，PM2.5等指数不会瞬间高攀，也能有效减少噪声污染；环卫工人能免却毫无必要的工作量；医务工作者可以少处理很多烧伤、炸伤病例；家长也不必提心吊胆，怕孩子中招；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者会自觉推进行业转型；消防、公安等部门也不必数夜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凡此种种，益处多多。这座城市可以在轻松的气氛下进入农历新元。

　　烟花爆竹不给放，如果做一次街头路人随机调查，那显然不会人人赞成。我甚至可以想见，一些受访者会开口闭口“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这大概也是反禁放派最大的论据了。那“传统习俗”四个字就可以是燃放本身的理由么？身为文字工作者，我认为“传统习俗”并无褒贬，而是中性的。既然是中性，那现实中必然存在良劣之分。农耕社会，要找个开阔的地方，“爆竹声中一岁除”，何其易也。在今日上海这样的特大型都市，楼群密集，人口稠厚，遇到哪位粗心人士买来伪劣产品，火柴一划，弄不巧就是一场零售式的“恐怖袭击”。君子相时而动，时移势易，岂有墨守陈规，不顾现状去保留发扬“传统习俗”之理？纵观历史，人类在从农村走进城市的过程中，抛弃的此类“传统习俗”其实不胜枚举。留恋烟花爆竹，大可不必。至于那些把发财迷梦寄托于某日某夜放几只“高升”的仁兄，更应该明白，如果这都能灵验，经济学家尽数可以下岗去也，银行储备的也不是黄金和钞票，而是鞭炮了。

　　关于禁放的道理，翻来覆去，差不多也就是这套。但今年我更关注，也更看好的，是全面落实这项供给侧“改革”——要改，要革，就不是纸上谈兵。禁放令，此番颁行的并不是1.0版，以前也有过，但收效并不理想。执行力不足，不禁让我想到前贤的那句“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成文法规的生命力固然起源于一纸，但普遍且严格的执行才是保证法规鲜活不死的唯一手段。此番整个上海打起精神，重振旧志，可以说这次改革是一场不允许失败的战役，因为押上的不仅是法规制定者的公信力，更是一个理念：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以上海开放的精神，大气的禀赋，自没有难明之理，理既明白，亦无难行之事。我相信，只要上下戮力，对未来充满信心，除夕一夜安眠之后，迎接丙申猴年的，必将是一座清新美好的国际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