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文浩，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沪西组织委员，负责开展工会工作；还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负责文件的起草、刻写、印刷和保管工作。1927年5月8日被英国巡捕逮捕，随之被引渡到枫林桥南面平江路的军法处和警备司令部。1927年5月11日下午5时，糜文浩被绑赴枫林桥刑场，惨遭杀害。

　　进入“上大” 学习马列主义

　　1901年9月24日，伯父糜文浩生于无锡县玉祁乡新桥镇一个贫苦的农家。大爷爷糜赓亮膝下有四子，文浩伯是老二。伯父从小学习非常勤奋，1915年，伯父考入了江苏省立第二甲种工业学校（后改名为苏州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1919年5月4日，全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苏州的学生联合会很快成立了。5月28日，伯父参加了学联会组织的十二个甲等以上学校3000多人的游行。

　　五四运动后，18岁的伯父因无力继续学业，被迫离开了苏州工专，回到家乡无锡堰桥附近的胡氏小学当教员。不久，他又到曾经受到启蒙教育的无锡青城市立第七初等小学任教，并被推举为该校负责人。不久，他考进了上海邮政总局。

　　1923年，伯父毅然放弃了邮政总局的工作，经郑振铎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共产党员董亦湘、徐梅坤、杨贤江、沈雁冰等10多人都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介绍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这对伯父的思想有着强烈的影响。当时，他住在我大伯伯糜文溶家里，即闸北西宝兴路海源坊42号。大伯伯已是共产党员，不过当时不能暴露身份。家里订有《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党的刊物和其他进步书刊，这些书刊成为伯父最好的精神食粮。1923年2月28日，党派董亦湘、糜文溶在无锡成立名为“青城导社”的进步团体。这是无锡最早由共产党员发起与组织的一个社团。当年春节，伯父随大伯一起由沪回家欢度春节，参加了“青城导社”。

　　1923年秋，伯父离开了商务印书馆，进入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座洪炉。邓中夏担任总务长，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等担任教师。伯父进入瞿秋白主持的社会学系，有幸听过瞿秋白讲授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两门课，还听过李大钊作的《社会主义质疑》讲演。伯父在“上大”参加了部分进步学生组织的“中国孤星社”，成为最活跃的社员之一，并担任《孤星》旬刊的编辑。他在《挽救中国的第一步》论文中，郑重提出：“挽救中国的第一步是打倒帝国主义。外国帝国主义一天不绝灭，则中国的军阀，一天不能打倒，我们的挽救计划一天不能实行。”1924年，由杨贤江、徐梅坤介绍，伯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仅23岁。

　　购买枪械

　　组织工人起义

　　伯父入党后不久，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唯物史观”“世界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等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从而也更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

　　1925年深秋，伯父奉组织之命回国。回沪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沪西组织委员，负责开展工会工作，发动工人运动。沪西纺织工业比较发达，仅半年左右，伯父组织发展了很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在这期间，伯父结识了上海第一毛纺织厂女工王彩贞，不久由杨之华、何洗清介绍入党。1926年4月26日，伯父与王彩贞结婚，居住在闸北天通庵路昌善里。

　　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决定调他们夫妇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地址是北四川路川公路正德里4号。当时，这里住着王若飞、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我的伯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负责文件的起草、刻写、印刷和保管工作。伯母王彩贞则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负责给王若飞、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传递文件。

　　1927年2月下旬，中共江浙区委召开党员大会，会议决定上海举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央同意了江浙区委的意见，并派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伯父也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组织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经管枪械、弹药以及其他各种军需物资的筹集和供应。当时，伯父负责向国外洋行购买一部分手枪和弹药，组织工人打入商会等机构组织的“保卫团”，以取得武器，还负责把筹集到的武器通过“邮包”“人力车”及时运送到指定的地点。这个阶段，伯父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小伯父，已参加了青年团，也和伯父一起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有一次，他们兄弟俩到商务印书馆对面的工人纠察队去，在广场上遇到周恩来总指挥，伯父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我弟弟。”周恩来亲切地笑笑说：“嗬，你还有个弟弟。”

　　受尽酷刑

　　血洒枫林桥畔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工会组织壮大，会员人数猛增到80万人。这时，党组织决定伯父担任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发行部主任。正当伯父他们为革命日夜工作时，不料，蒋介石却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当年创刊的《平民日报》被查封。党随即决定将《平民日报》改名为《青天白日报》，秘密出版。伯父挑起了秘密出版该报的重任。

　　1927年5月8日星期日，伯父从新闸路培德里前往威海卫路崇德路343号的王家印刷所时，被早已埋伏在屋内的英国巡捕逮捕，随之被关押到静安寺巡捕房。伯母知道了伯父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赶到静安寺巡捕房，伯父双手双脚均戴着镣铐。伯父看到伯母，急呼：“贞妹！贞妹！”可是，伯母已被巡捕用枪托撵了出去。伯母强忍着痛苦和眼泪，恳请组织营救。

　　第二天，伯父被租界巡捕房引渡到枫林桥南面平江路的军法处和警备司令部，敌人对伯父进行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党组织和领导人。可是，伯父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绝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在狱中，伯父遇到一位无锡石塘湾的同乡，名叫冯梦阳。由于冯是非政治原因被抓进来的，有可能被释放。伯父便对他说：“看来，我很难生还。你如有机会出去，请转告我家人：我妻若生男，可取名‘枫林’；若生女，取名‘飘云’。”伯父给儿子取名“枫林”，是预计自己将在枫林桥就义，要儿子牢记这血海深仇，矢志革命；女名“飘云”，是希望女儿长大后，要像洁白的云朵那样洁身自好，视名利如浮云。

　　1927年5月11日下午5时，伯父被绑赴枫林桥刑场。临刑前，伯父面对刽子手的屠刀，面不改色，昂首挺胸。伯父被杀害时，年仅26岁。

　　1927年5月15日，党组织将《青天白日报》从第70期起改名为《满江红》继续出版。《满江红》第一期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悼念我伯父糜文浩的文章。伯父英勇就义后，伯母生下了糜枫林。令人悲哀的是，已经长大到10多岁的枫林竟然也被歹徒杀害。

　　1953年初，内务部向大爷爷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证》，无锡故乡建立了糜文浩纪念碑和纪念堂。同年，周总理还邀请大爷爷去北京做客，合影留念。

　　（摘自《上海滩》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