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容易又秋风。这是我小时候学写作文常会引用的诗句,现在忽然又想了起来,是去年也是这酷热方消微凉初见的时候,先后有两位朋友(一位就是陈子善先生)告诉我北京的老朋友李君维兄于2015年8月3日去世了。隔了好几天,君维的女儿李璀打电话来,算是正式的“讣告”,估计丧事已经办妥,家里人也安定下来了。
君维的致命之患是“肺气肿”。好几年前就听说他经常要咳嗽、气喘、又住医院了。一次次的凶险,居然能一次次地挺过去,最后挺不住,也是自然规律。高龄已九十有三(虚岁九十四),所谓“老成凋谢”,用在君维身上,我认为是合适的。
今年是他的“周年祭”。于是想起1946年《世界晨报》虽然停刊了,但冯亦代先生对他属下的几个青年同事还是很照顾的。就在这年的中秋节,亦代约了君维、董乐山、何为和我到他余庆路近衡山路的家里团聚,其实是亦代夫人郑安娜的家。那天的客人中,记得君维还约了一位话剧女演员。1947年中秋,我们几个人又在亦代家相聚过一次。以后的客观情况有变化,亦代家不去了,但我们几个人在别的地方还是时常见面的。我们几个人也被看成是“一伙”的。尤其亦代的几位在重庆就认识的文艺界老朋友说起来总是“亦代的那几个小喽……”
大概也是1947年,上海新出版了一张小报《精报》,主办者托人约我们四个写专栏,每天一篇,我们答应了。记得君维用“枚屋”的笔名写的专栏叫“无痕集”,乐山是“犬儒集”,我用陈惠的笔名写“缀锦集”,何为的专栏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写了一个月,大概人家嫌我们号召力不够,便中止了。我们也无所谓,不写就不写,反正大家都有正当职业,不在乎那点稿费,好像连剪报都没有留存。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真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不过他们三人都比我有识见,只有我最浅薄无知。
君维是1946年还是1947年考进了《大公报》,说不清。后来听君维说,与他同时进去有查良镛,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金庸”。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7月,我进新办的小报《大报》当记者,君维给了我不少帮助,提供了好些采访线索。这时君维已参加过几次重点报道,大名常在报上出现。但到了1950年,他就应亦代之召到北京去了。董乐山考进北京新华社,先他而去。当时在我看来,他们这是进一步投身革命之举。君维在临行之前,与我一块吃饭,谆谆告诫我不要老是稀里糊涂的。
但是他到了北京以后,给我来信,却又倾诉了好些苦闷,我猜想是环境不适应,生活不适应的缘故。比如他看见董乐山夏天穿短袖衬衫而里面不穿汗衫背心,为的是少洗一件衣服,他也有点奇怪。而按照过去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叫这种穿法是“统厢房”,不够体面。君维是地道的上海人,思想上一时怎么改得过来?
这年冬天,上海的评弹艺人组织了一个抗美援朝宣传队,一路巡回演出,终点是北京。我是“随军记者”,也到了北京。等演出结束,评弹艺人回上海,我留了下来,住在亦代家,几乎天天在一起盘桓,也常到青艺剧院沈浩(后来是电影导演叶明夫人)那里去混饭吃。转眼春节临近,我回上海,君维与我一同坐火车回来。出发时,亦代对我说“让他(君维)回家调整一下情绪也好。”君维那次在上海大概耽搁了一两个月又回北京,终是理智占了上风,安下心来做好工作吧。还是不时地跟我通信。他的信家长里短,封封都是亲切有味的散文,我懊悔一封也没有留下。直到他与涂平女士结了婚,以后信就少了,想来他已经安定了。
君维那时总说自己感到有点“窝囊”。却不料也有好处,五七年那一关,他逃过去了,亦代、乐山和我都没逃过。“文革”中只知道他去过干校,别的吃过什么苦不清楚,我估计也是小意思,大家都是过来人。君维为人一向比较平和,能克制,不大喜欢显山露水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有修养的表现。倒是朋友们常为他的工作未能展现其才而叫屈。1979年春夏之交,我去北京组稿,是一定要到他家去的。那时他住在近宣武门的一处大杂院内,只有一大间,南窗外面是走廊,放着煤炉、水缸之类。北京有朋友对我说:“你看君维现在像不像个落难公子?”须知君维从前的家境是很优裕的。上海永嘉路近襄阳南路有幢小洋房就是他家的老屋,楼下的客厅可以跳舞,不过早已易主了。
真正的才能还是埋没不了,终究要显露出来的。君维早先用“东方蝃蝀”的笔名写的《绅士淑女图》以及后来写的一些小说如《名门闺秀》《伤心碧》等得到当今几位颇有名望的学者和作家的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东方蝃蝀小说系列”的书,君维终于又拥有了新的读者群。也因为君维的关系,我有幸结识了陈子善先生。已经忘记了是哪一年,陈先生在华东师大召开了东方蝃蝀作品研讨会,我被邀参加。翻译家吴芬(人称小苏州)、朱曾汶这两位君维的文友也来参加。令人感伤的是他们两位已先君维而去了。
我还想提到的一位是已故的女作家程乃珊。她的作品与君维有着同声相应的风情,因为取材多来自上海中上阶层的人家。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君维来上海,程乃珊请他到愚园路近常德路一幢新式弄堂房子的家里吃晚饭,陪客是沈毓刚和我。那晚的菜肴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很好吃,但宾主的兴致又不在于吃,而在于彼此敞开心扉的交谈。沈毓刚特别喜欢他坐的那把有了年代的太师椅,说是舒服极了。这件事情,如今只有我能回忆了;当然还有乃珊的夫君严先生。
也许因为都到了垂暮之年,感情凝固了,有好多年我和君维就是在春节时通一次电话,互祝平安,平常不大通声气,觉得反正人生最后就是那么一回事了。记得有一年,君维忽然在电话里说:“就听伲两家头哉!”这是标准的上海话,“听”就是“剩下”的意思(指早年的朋友圈)。如今呢……写到这里,不觉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