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载南迁之路

　　1927年，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称北平。北平逐渐失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之日寇入侵，华北危急。1935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就像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一样，地质陈列馆一万余件藏品随迁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号新建的陈列馆中布置了12个陈列室，于1937年初建成开放。

　　由此也形成了地质矿产陈列馆的南京总馆和北平分馆两个地址。“七七”事变以后，地质调查所等相继撤往后方。只有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新生代研究室，名义上隶属协和医学院，仍留在北平。为了保护兵马司9号所址，新生代研究室的人员在大门口插上美国国旗，挂上“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

　　同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震惊国际学术界。此时，他本想回北平携家眷南撤，地质调查所翁文灏所长和协和医学院都希望他留下来管理新生代研究室，于是裴文中就任研究室副主任留了下来。

　　那时，周口店的发掘随着北平沦陷停工，只派三名工人留守，并筛土拣拾动物碎骨。1938年5月，这三名工人被日寇杀害，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办事处的房子也被烧光。

　　虽然日本人和伪政权多次提出接收兵马司9号和丰盛胡同3号所址，协和医学院则以美国人投资理当保护为由，一再申辩阻拦。时年70多岁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躺在大门口，手举美国国旗，阻止日伪军进入。

　　据参与了北京人头盖骨发掘的老科学家胡承志回忆，当时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108号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办公地。裴文中等工作人员，上午到兵马司9号上班，下午在协和医学院办公，目的是保护地质调查所的房产不被日军占据。

　　里面的科学家们仍在忘我地从事科学研究，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所有办公地点均被日军占据。胡承志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七个星期后，我们全体失业。”

　　至此，裴文中已无力保护所里的资产。

　　1942年，伪华北地质研究所在兵马司9号成立。新任所长李岐山(后名李明)悄然负起保护的责任。这段史实却鲜为人知，那时，李岐山在兵马司9号办公室和丰盛胡同3号陈列馆派人看守，不许日军出入。也有日伪军闯入盘查，留学日本十年的李岐山就用日语厉声将其斥退。令日本侵略者万没想到的是，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精心挑选的学者李岐山，经北平地下党发展，已参加反日外围组织，并于抗战胜利时投奔张家口解放区。

　　1946年，北平分所恢复。据分所所长高平的工作报告，他们用一年半的时间整理陈列馆，更换标签，重新排列陈列室和展品。报告中未见损失标本的记载。这些地质标本得以保存，成为今天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早期馆藏。

　　而南京总馆的日子也不顺当，“七七事变”的炮火终结了刚刚开放的南京地质陈列馆。11月日军占领上海，逼近南京。地质调查所同其它机构一样，仓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内搬完。陈列馆精选标本313箱，由高振西经水路押运至武汉，11月下旬又运到长沙，进行简单修整。次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只得从长沙再迁至重庆。陈列标本随同其他物品一起挤入四川地质调查所内。不久，地质调查所在重庆北碚盖好房子，陈列标本才搬到北碚安置。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南京总馆馆长盛莘夫奉命留守南京，凭借流利的日语与日军周旋，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世纪老馆，不忘初心

　　终于，1949年10月1日，地质陈列馆和地质学家们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南迁之路，迎来了新中国的安定繁荣。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南京设立由高振西负责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工作领导机构，辖南京地质陈列馆和北京地质陈列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1953年1月，全国地质陈列馆领导机构由南京迁往北京，高振西任馆长。因建部需要，北京馆被拆除。1955年，南京地质陈列馆下放江苏省地质局，全国地质陈列馆与北京地质陈列馆故馆融为一体。

　　1956年，地质部决定在北京西四新建一万平方米的全国地质陈列馆大楼，1958年9月新馆大楼落成，并更名为“地质部地质博物馆”，1959年9月完成一至四层26个陈列室共计4500平方米、17039件标本的陈列布展工作，10月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事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博物馆之所以在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方面取得众多成果，离不开党中央和一代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支持。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对地质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鼓舞。7月23日上午，位于北京西四的国土资源部大院内座无虚席，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00周年专题展开幕式在这里举行。在参观展览时，记者看到了一件件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地质博物馆的馆藏。

　　1950年5月，正在出访前苏联的毛主席，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接见了当地地质学留学生任湘，并题写“开发矿业”4个字，极大鼓舞了新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子的热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依然激励着中国地质工作者，不断奋斗、开拓创新。

　　1956年，地质部632普查大队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油田，623大队将原油装到6个用来称盘尼西林的小玻璃瓶里，放在用青海特产透明岩盐雕刻成大约一尺多高的凸形小博物架上，命名为“柴达木之宝”，将之赠送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又把它转赠给地质博物馆收藏。

　　1957年5月17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代表。他在讲话中形容：“地质工作者就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因为长期的地质勘探工作在野外进行，地质工作者经常要面对豺狼野豹带来的人身危险，刘少奇同志就将前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他的猎枪转赠给了学生代表，后来也由地质博物馆收藏。

　　还有朱德委员长生前收藏的地质标本、山东常林老人献给华国锋主席的常林钻石，以及历届领导人的题词，这些馆藏显示出了地质博物馆厚重的历史与其独特的地位。

　　就在今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全国广大地质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100年来，中国地质博物馆恪守建馆宗旨、不断精进学术，在地球科学研究、地学知识传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发展我国地质事业、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在信中寄语：“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希望你们以建馆百年为新起点，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以真诚服务青少年为重点，更好地发挥地学研究基地、科普殿堂的作用，努力把中国地质博物馆办得更好、更有特色，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立新功。”

　　摘自《小康》2016年09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