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09年，我还在复旦读研究生，弟弟即将从北大毕业。弟弟到上海来找我，我们去了崇明岛，那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去崇明岛。从码头乘船过去，刚到码头，只见江水茫茫，浊浪滔滔，世界灰蒙而又开阔。耀眼的阳光下，一艘艘大船泊在岸边，不时随了波浪微微浮动，一声声滞重的汽笛不时传来。船行四十多分钟，时有浪花扑到窗上。幸好听了工作人员的嘱咐，舷窗已经关上了。这不过是长江，还没到大海呢。我们打算去东滩看海。

　　哪里想得到，到了东滩完全没看到海。所见的不过是层层叠叠涌向天际的青青芦苇。即便芦苇底下的泥里，活跃着小小的螃蟹和弹涂鱼，为这滞闷的风景添了一些活气，我们总归是有些失望的。

　　住了一夜，回程仍是坐船。码头边等船时，我们都有些疲累。在一个小公园人烟稀少的角落，各自在石椅上躺倒，用方言说些闲话。忽然地，一个人影杵到眼前来了。我们不再说话，盯着他看。

　　他也盯着我们看。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你们是施甸人吗？我们惊愕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又说，我是姚关人啊。我们欣喜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施甸是云南西南边的一个县，姚关是施甸南面山里的一个镇。我家呢，在施甸中间的保场乡（后来并入仁和镇）。两地相距不过十多公里。谁会想得到，在几千里外的崇明岛，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仅凭口音，我们就能被精准地认出来呢？

　　聊了些什么，具体的想不起来了。但我记住了，他和儿子在崇明一所造船厂工作，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市区做服装店的销售员。他还说，他们住的房子是每月五百块租来的，可以自己做饭。我那时候还没自己租房住，还不懂得做一个租客的艰辛，但已经隐约知道，五百块在上海能租到怎样的房子。这房子，要住他们四个人，他们彼此之间还隔着一条大江。

　　自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

　　但他的消息是时不时传来的。他似乎不会发短信，总是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加工资了，他儿子要娶媳妇了，告诉我他妻子身体不大好要去医院了，他怀疑女儿谈恋爱了。有时还会告诉我，他攒了多少钱……我听着，偶尔发一些无用的议论。

　　一天傍晚，我独自走在路上，经过一家房产中介的门店，驻足看橱窗里的广告，房子从几百万到几千万，房租从一两千到一两万。手机响了，再一看是他。他的声音里透出从未有过的兴奋。我说，阿叔你喝酒了？他说，喝酒了！你什么时候来崇明找我玩儿啊，我请你喝崇明老白酒。我说好啊，我好久没到崇明了。他说，你猜，我攒了多少钱了？我说多少？他说，二十万了！我说那是得好好喝点儿酒。他又说，什么时候回施甸？去姚关，我请你喝酒！然后，告诉我，他家就在施姚公路的某个拐弯处。我家特别好找，他补充说。

　　站在上海夕阳下的街头，我想象了一下，几千里外故乡那些莽莽苍苍的大山。他的家会隐藏在哪儿呢？

　　这之后很久，没再接到他的电话。我想，或许是他觉得上次打来电话有些失态，故而有些不好意思吧？想要打个电话给他，又不知说什么好。这期间，我毕业了，忙于落户，找工作，租房子。最先租住在复旦边，七八个人合租，我住了其中还算宽敞的一间，十来平米，一桌一椅一柜一床，有个很大的窗户，缺点是只要走出房间，便有一股霉味儿，公共浴室更是半墙青苔。就这条件，一个月得八百。

　　渐渐地，我在这新环境里安顿下自己，开始了漂在上海的生活。在学校里，漂着的感觉并不强烈，此时才有了切身的体验。渐渐地，这体验也变得麻木了。

　　不知过了多久，是某年过年期间吧，我正在施甸摩苍山里。手机响了，是他打来的。陷落在纷乱的琐事里，我很久没想起他了。接了电话，刚寒暄两句，他忽然说，他回来了，全家都回来了。我说，回来过年吗？他说不是，是彻底回来了，攒了三十多万块钱，足够盖新房了，所以全家都回来了。这儿才是我们的家啊，他说。

　　他在电话里又一次邀请我去他家。我不由得想象着，郁郁葱葱的群山里，多了一栋崭新的白墙小楼。但我终究没去成，因为没过几天，我就又回到上海了。

　　自那以后，我再没有过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