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喜欢披头士，也知道约翰·列侬的妻子Yoko Ono是一位日本当代艺术家，但那时的中文媒体多将其译作“大野洋子”。到了二十世纪末，不少媒体逐渐意识到此属误译，遂修正为“小野洋子”。于是，当我逐渐长大，洋子小姐却逆生长了——从“大野”变成了“小野”。

　　虽说在日文里“大野”与“小野”都读作“Ono”，且小野洋子在海外发行作品时也多用Ono之洋名，但译者若能更细致地查阅文献——毕竟1960年代的日本展览海报或画册上都赫然写着“小野洋子”——那么大小野之误也是可以避免的。

　　韩国电影导演Hong Sang-Soo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洪导最初为中国影迷所知时，一般被译作“洪尚秀”；但韩国电影资料库（KMDB）上的官方译名却写着“洪常秀”，据说洪导自己签中文名时也写作“洪常秀”。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洪尚秀”已太过深入地刻进意识内层，也可能是因为“洪常秀”的发音会让人联想起“红肠秀”或者“红长袖”——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影迷仍然没能纠正过来。

　　说到西人姓名的翻译，一般同样遵循音译的原则：Mr. White不会译作白先生、而是怀特先生，切尔西队的中场大将Drinkwater（德林克沃特）也只在昵称时被叫作“喝水哥”；而专业记者或职业译者一般会按照新华社译名资料组编写的《译名手册》的规范统一翻译人名。

　　但另一方面，错误的人名翻译因为传播时间过久、范围太广以致难以修正的情形也是有的：英国艺术评论家及小说家、《观看之道》的作者John Berger便是一例。Berger不但按读音近“伯杰”，而且在新华社的译名手册上也是如此；但自从无从查考的那第一位译者将其误译为“伯格”之后，John Berger在中国一直被称作“约翰·伯格”。如今John Berger的著作已大量翻译出版，此时再修改作者人名的翻译，势必会引起混淆——看来只能习非成是，“伯格”到底了。

　　幸好，新华社的《译名手册》上还有一条有趣的说明，“凡在我国已有通用惯译的姓名或其本人具有自选汉字姓名者，按约定俗成原则处理”。或许“伯格”据此便可归入惯译。至于自选汉字姓名者的例子，远有白求恩（Bethune怎么看都很陌生吧），近有《寻路中国》的作者何伟（常常想不起他就是Peter Hessler），而最诡异的当属法国哲学家、《景观社会》的作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了，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鬼得破”堪称音义兼备，只是出版社怕名著被误归入悬疑小说类终究没有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