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钧介绍，在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要转型也好，要发展也好，传统的经济要转化为一个现代经济，其实是有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任务，一个非常难的任务是怎样消化在传统部门中的劳动力，转化到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中去。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劳动力很丰富，从农村最终转移到城市里面却很难，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刘易斯难题。现在，南美、东南亚、包括现在中国，都面临这个问题，很难转，最难的不是短期的转化而是转了以后的融入。

　　吴伯钧说，有一个说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离开了土地，从农村走向城市，据说已有2.5亿人进了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农村人口进城，只是浅城市化，或者是半城市化，因为人来了，但是没有成为永久的移民。在吴伯钧看来，两、三亿人进来之后，需要让他们安家，成为所在城市中的一部分，真正的融入城市，形成一体的文化和社会，而在当下中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吴伯钧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功，就是得益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三分之一人口的转移，最核心的是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个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是普通的劳动力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我们所说的经济转型、产业调整，面临的本质性问题是基于不同技术条件之下的市场竞争力。而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劳动力市场的提升。如果我们仍依据原来的这些技术，原来的这些资源，再要用低价的劳动力来发展会有问题的，因此，要转型成功有一个核心，就是劳动力的问题。全世界经济发展和转型，以及到最后进入发达的程度，有很多的市场贡献，但是最核心的、最基本的还是劳动力。

　　吴伯钧表示，在人口转移的问题上，我们现在不仅要注意农村来的农民工，还要关注另一个市场，即职业经理人市场。中国现在这样一个经理人市场，人数规模在扩大，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其中的原因居然与农民工进城一样，面临人事制度的限制、户籍的限制等等。这位经济学专家举例，比如，华东理工有多位MBA毕业生就受到上海市户籍限制的烦恼，还包括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户籍、经理人内部的壁垒。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国外希望到中国市场发展的职业经理人进不来，进得来也待不下来；有的待得下来，退休以后没有保障。

　　吴伯钧认为，这一系列的因素都限制了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职业经理人市场，一个经济体要转型，一个经济体要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发达的高收入阶段，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政府、学校要多想办法，尽可能地消除一些壁垒，让更多外来人口融入城市。 本报记者 张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