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历史画”的感情，能追溯到幼年时期。那时，二次世界大战的余热还在空气中弥漫。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身边。在我幼稚的涂鸦中，已充满战斗的硝烟。善与恶的对峙，和频频出现的赴死勇士。稍稍长成，又从读不完的历史故事中，培育起怀古幽情。在上中央美院附中之前，已画了油画《乌江自刎》《曹刿论战》，以解气壮山河的胸中块垒。

　　进了中央美院附中之后，更以俄罗斯19世纪的历史画大师苏里科夫为偶像，心仪他那交响乐般错综复杂，层层叠叠，充满动势的构图、震撼的内心斗争、浓重的情感色彩。15岁时，我画了《刑场上的婚礼》和《李大钊》，但我在追求情感冲突、宏伟场面、巨大尺幅这条路上，过于热衷，以致1966年毕业时准备投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但“文革”突发，梦想未能成真。所有的学校都关闭，我和同学们也都下放到河北蔚县接受再教育，在那片贫瘠却又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掌故、慷慨悲歌的古老土地上，倒也吸收了几千年的精气，以备来日喷发。

　　等进了北京画院，更亲历了中华民族千钧一发的历史转折时期，我终于有了画作《送灵车》和《红旗永在》，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亦是以借历史情节明志抒怀的成熟作品。2010年底，《红旗永在》在流落海外20多年后，当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领导得知这幅画将在香港拍卖的消息，立即以重金将它买回来，为学院永久收藏，这使我十分欣慰。

　　来到北美之后，在199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接到一个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画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画，我就立刻知道，这个时刻终于来了。

　　于是，我画了商代（妇好征战，酒池肉林，三星堆最后的祭柏）、秦代（焚书坑儒，兵马俑）、汉代（张骞归来，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下西洋），后来自己又画了唐代（敦煌供养人，长恨歌）等十几幅大型油画，讲述中国的历史典故，显示中国文明的具体形象：中国古人的喜怒哀乐、功绩和错误。这些画部分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收购为永久陈列品。通过十几种不同的文字，所传达的信息，遍布了世界。部分上了美国私人收藏家的墙面，牵动他们东方思古的幽情和亲朋好友聚会的不倦的话题。

　　在美术市场上，这种创作周期长（有的需要一年之久），篇幅巨大的作品，并非寻常收藏家的宠儿，似乎是个“自杀性”的选择。但因为有了这一难解难分的情结，在面对自己的架上诗史作品、感到轰然如交响乐，铿锵有金石声，心中亦长歌，亦静思，尽管其难度高，无论素描色彩，透视构图，无一不须其精。尽管其投入大，无论读史调研，服装模特，无一不需额外的时间精力。我仍对自己说：如果能继往开来，填补当代绘画中的这个空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如既往地，我会按着自己的长长的，从幼年起就许下的“订单”坚定地画下去。

　　明日请看《为什么我爱画历史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