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从北京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班毕业，毕业创作《霸王别姬》。其实这婉约悲壮的题材并非我的初衷，我更喜爱豪放雄壮的题材，有当时写下的倚今声词《水龙吟·两幅画稿》为证：“偶翻老柜陈箱，两幅画稿长存储。苏武其一，牧羊北海，持节南瞩。十九霜冬过，凛然气，藩威莫侮。引琵琶名曲，高风远韵，听不腻，传千古。” 

　　因为“文革”后首届出国留学生考试来得突然，我没有足够时间按原构图去完成汉军马踏匈奴的大场面创作，而画《苏武牧羊》又恐一人太单薄，故选择了《霸王别姬》二人组合。这样，收集的西汉中期服饰兵器等资料也能转用于汉初题材。毕业展览时，全班九人中八人画现代题材和少数民族题材，只有我画历史题材。由此感到，历史并不是大多数美术界同行之所好，至少不是首选。

　　那么为什么我爱画历史呢？这得追溯到儿童时代。“文革”抄家前，我那做电影导演的父亲汤晓丹有一间包罗万象的书房，那是我流连忘返的天堂。每当父亲拍外景不在，我就溜进去乱翻，饱览了诸多书籍画册，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部头的《西洋美术》。扉页中，恺撒、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个个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栩栩如生。然而，翻翻邻近书架上的《水浒传》插图，那些传统线描的好汉们，个个显得矮手矮脚，獐头鼠目窝囊样。就连唐代名画中的仕女，在我看来也是眉目臃肿，凹胸凸肚，没吸引力。

　　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祖先真是这般模样吗？这个问题着实困惑了我好长时间，结果答案在电影院里找到了：银幕上的演员如金焰、王心刚、秦怡、张瑞芳，他们的帅和美不容置疑地归功于我们祖先的“光辉形象”。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思考再三，终于悟出了结论：中国的画家“不够好”。如今的我可以用行家的语言说，直到百年前西洋油画雕塑技法传入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画家的兴趣集中在主观的笔墨意境上，他们不谙科学的透视、解剖、色彩、明暗法，不重写生，也没有必需的绘画材料，因而不想也不能将身边的人物和场景真实还原到画面上。转回当年，我产生了一个愿望：长大了要做一个熟练掌握西洋技巧的“好画家”，画出自己心目中白马银枪的赵云和浓妆淡抹的西施来。二十年后，这个愿望在中央美院的毕业典礼上初步实现了。然而，1981年的出国使它中断，而且一断三十年。

　　2010年春满大地，我回沪看世博和百岁的父亲，不知不觉卷入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大潮。先创作了《徐光启和利玛窦》《粟裕大将》《周小燕和她的学生们》，继而又为华夏商会举办的辛亥百年庆祝活动绘制了《武昌起义》，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历史画创作研究中心作品展画了《周穆王辞别西王母》，尺寸也从1米、2米扩展到4米。当年画《霸王别姬》时的自己，初出茅庐，风华正茂，今天的我已是两鬓微霜。黄忠宝刀未老？廉颇尚能饭否？还请公众到上海美术馆定夺。

　　明日请看《画董其昌肖像，曾使我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