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开垒相识于1943年中，至今已近七十年了。那时，在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夜占领早已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整个上海正处于天寒地冻万物萧索的时期。我进大学不久，由于爱好文学，常在课余练习写些散文。但当时文坛上一片寂寞，除了日伪一些报刊外，只有很少几份综合性、趣味性的刊物。我选了两篇散文投寄给《万象》月刊，结果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可是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作家柯灵的一封信，说他已接编这份刊物，在存稿中看到我的这两篇稿件，均准备采用，而且说如果我有空，欢迎我到编辑部去见见面。柯灵接编后，对刊物做了较大的改革，除了请一些蛰居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老作家化名写稿外，大量采用青年作者的作品。我常到编辑部去，认识了不少同我一样的在刊物上投稿的文艺青年，开垒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环境十分险恶，柯灵老师时常告诫我们说，年轻的作者要洁身自好，不要向日伪报刊乱投稿。写好的稿子可以放起来，等将来有机会时再发表，万万不能着急。对柯灵的告诫，开垒也是严格遵守的一个。后来，日本宪兵队到处追捕爱国人士，柯灵两次被捕，《万象》也只能停刊了。 

　　我同开垒来往较多，还不仅是开垒在大同大学上学，同我就读的复旦大学相近，而是他为人坦诚，处事认真，所以时常相聚见面，说话也没有拘束。抗战胜利后，开垒和我常在柯灵主编的一些副刊写稿，特别是《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那时圣约翰大学的一些学生创办了刊物《时代学生》，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地下老党员的丁景唐同志介绍我和开垒去帮忙，当然忙是帮不了多少，但也认识了不少进步朋友。几个月后，我离开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有三年没有见面。开垒和其他几个朋友如晓歌、何为、沈寂、袁鹰、沈毓刚等后来都成了作家，我没有当成，但是柯灵和包括开垒在内的几位朋友对我遣词造句能力的帮助，使我终身受用。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开垒知道我到了上海就来看我，多年未见相谈很欢。我已记不起他当时做什么工作，但仍主要是以写作为业。我劝他去考当时创办的新闻专科学校，这所学校主要是吸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政治和业务上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后，再分配到报社和通讯社工作。他不久就写信告我已考进了这个学校。他在学校里没有一点作家的架子，认真学习。后来，柯灵担任《文汇报》副刊《笔会》的主编，就把他从学校调去当了他的助手。柯灵多次对我说，开垒工作认真仔细，为人诚恳厚道，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柯灵公务繁忙，编辑的具体事务实际上都由开垒来办，最终开垒接替他担任了副刊的主编。当时，我已到国外担任常驻记者，他多次来信约我写稿，但我在国外工作和事务很多，而且总社对记者对外投稿也有一定的限制。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后悔没有把真正原因告诉他，漫应之“可以”，但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写。以后，我到国外使馆当了大使，当然更不可能了。但是，我们之间友谊常在，常有书信来往，我每次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本著作特别是《巴金传》时，我常有不少惭愧的感觉，感到我在写作方面比他差得多了。“文革”结束后，我们可以向报刊投稿写回忆录了，我向他主编的《笔会》和沈毓刚主编的《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投了不少稿，他们两位常来电话信件给我鼓励，但我也深知，我的笔力已很生疏，比他们大大落后了。以后，我到上海， 就去看他，再一起去看柯灵和国容师母，他们到北京开会，也一定到我家来看我。柯灵先走，我们也已老了。开垒常在电话中劝我多多写作，他说，我只要有气力，还是要写下去，直到一点写不动为止。现在，他也走了，我相信，他的话，他的精神，将是我们年轻一代特别是文艺和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王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