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来到复旦母校，就像阔别多年的子女回到养育自己的慈母身边，总是怀着十分高兴而又激动的心情，有着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因为正是在这里——亲爱的母校，我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最珍贵的青春年华，可以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令人梦绕魂牵的地方。不是么？同诸多校友一样，每当踏进母校校园，睹物思旧，触景生情，这里的一屋一宇、一草一木，尽管有的已面目全非，但仍会引起我美好的回忆，勾起一种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萌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激和报答之心。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驿站，在长知识、长身体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所高等学府里，在“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校风和“好学力行”学风的熏陶下，在广大师长“传道、授业、解惑”的辛勤浇灌下，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永不满足地吮吸着方方面面的知识，并通过实践，学会了一些服务社会的本领。我更不会忘记：正是在这座教书育人的殿堂里，党的阳光沐浴着我，母校的雨露滋润着我，我是班级里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学生之一，组织上还给我压担子，兼任新闻系团总支书记，使我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逐步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开始确立了人生的坐标。总之，大海作墨，蓝天作纸，诉说不尽我在这里寒窗攻读的苦和乐，表达不完我这个普通学子对母校的情和对母校的爱。而且，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我和复旦母校的情结，兴许比一般校友要更特别一些，更深厚一些。

　　其一，在大学毕业赴江西从事了六年多新闻采编工作以后，通过一次十分难得的对调机会，1973年8月，我重新回到了曾经朝夕相伴五年多的母校，在新闻系担任教学工作。从当记者到做教师，从写新闻到教新闻，虽然都是同新闻打交道，但工作的性质和接触的对象毕竟不大一样。在复旦这所培养英才的摇篮里，我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直到因工作需要重返新闻单位，度过了难以忘怀的整整10个春秋。开始三年，我在讲授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同时，还兼任两个班级的班主任，并且两次带学生到报社实习和搞农村调查，没有禁锢在高楼深院里。“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系领导将创建《新闻评论》学科的任务交给了我。由于这是一门新的课程，从未独立开设过，缺乏教材和人手，我深感责任的重大。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不到的时间，在系领导和老教师们的关心下，在报刊评论界一些行家里手的帮助下，我不仅尝试开设了这门课程，还汇编了一本10万余字的《新闻评论讲授提纲》。正是因为自己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一些成绩，我1979年被晋升为讲师，据说在母校六六届文科留校生中，是唯一的破格晋升者。说实在的，重返母校的这段教学生涯，是我成长路上的又一次回炉，又一次淬火，所得到的教益和锤炼是难以言表的。

　　其二，近20年来，复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的首批聘任，特别是我撰写的《新闻评论教程》一书，犹如一根红线，将我和母校紧紧连接在一起。由我编撰的那本《新闻评论讲授提纲》，尽管在当时很不成熟，但校系有关领导极为重视，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完善，作为复旦新闻系的专业教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12月公开出版。这是我国解放以后第一本正式面世的新闻评论学教材，学术界誉其“反映了该学科当前的最新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教材出版26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直与我这个已经调离母校多年的校友保持密切联系，多次鼓励和催促我修订再版。迄今这本书已历经四次修订，30余次重印，发行40余万册，还被教育部评定为第一本评论类“‘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是我怎么也不曾想到的。

　　其三，更为珍贵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这个社团组织，在我们广大校友和母校之间，架起了一座紧密相连的桥梁，结成了一根传承复旦血脉的纽带。这在我担任第四届、第五届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会长的七八年间，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我清楚地记得：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祖国各地，乃至在异国他乡，“复旦大学”四个熠熠生辉的大字，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永远在复旦莘莘学子的心头飘扬；同样，只要是复旦校友会的活动，它就会像磁石一般把大家吸引到一起。这种复旦情结，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打破陌生的藩篱，顷刻间将不同年龄、性别、地方、民族、信仰的复旦人组织起来。这种复旦情结，使我们历届校友永远同复旦心连心，和母校同呼吸、共命运，并时刻准备将感恩之心化为报效之行。

　　这就是我——一个复旦学子的母校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