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积以十一年，朱大路又编成一部《世纪初杂文200篇》（文汇出版社出版）。该向他道贺。

　　不消说，新世纪，万象更新，集子呈现好多新变化。先说内容，所论列的都新鲜，从大洋彼岸的“9·11”事件到眼前种种人与事、是与非，真可谓江山不与旧时同。又说作者，若干赫赫名家，从夏衍、廖沫沙、聂绀弩、唐弢到沪上的林放、罗竹风，惜乎都没迈过新世纪的门槛；新陈代谢，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却接踵亮相矣。再说出处，竟也变，你看，纸质媒体不复一统天下，大量佳作已出自新闻网、手机报、个人博客。

　　求新求变，却无须绝对化。论及新世纪初期杂文的五彩斑斓，朱大路在序言里称道“曾彦修的厚重、邵燕祥的老到、流沙河的冷峻、黄一龙的犀利、朱铁志的严谨”等，然而你来个分析综合，却会发现，诸多佳作都具批评指向。《据调查、据统计……》（蒋子龙）批评弄虚作假，《解事豺》（王晖）批评接待腐败,《中国人的优雅哪去了》（邱震海）批评自我封闭，如此等等。这不奇怪。杂文的内容和形式与时俱进、不断在变，但变中有不变，不变的基调是“诗化政论”，即用文学手法凸显社会批评及文化批评。

　　优秀的歌颂性杂文，当然欢迎。不过，往往是，杂文的歌颂会兼容批评。如该书收入的《六亿一人》（何满子），通篇赞美敢为胡风说公道话的吕荧，其中不就深蕴着对集体失语的批评？用新时期杂文领军人物曾彦修的话说，从公众接受习惯来看，能不胫而走者，更多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鲁迅语）的杂文。此中缘由，曾老有一妙喻：“杂文的艺术特性，确乎比较更适于作揭露、批评各种错误之用。漫画与相声也有这个特点，你如果要求天天画‘歌颂漫画’，说‘歌颂相声’，那怎么办得到？”“侯宝林先生可谓公认的一代相声大师了吧，但是不管他本事有多么大，他就是始终变不成一个以‘歌颂相声’为主的演员。”反之，他认为高元钧们的山东快书，却只能用来歌颂。奥秘无它，不同载体对应不同诉求而已。讴歌、抒情、讽刺、幽默……岂可要求每一种文体都一肩而全挑？

　　自然，不变之中也有变。杂文是发展的。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年代，杂文的批评功能发挥，理宜更加天地开阔。挥笔上阵，反腐、斥假、扫黑，需要；而易中天讥讽“博士前”头衔崇拜，邵燕祥批评不懂装懂的“韵文”，也需要。至于“国学”成立与否的问题，“金庸加入作协”该不该的问题，争来论去，无不启迪人哩。廖沫沙先前提醒得好：勿单纯地将杂文看作是对敌人的“匕首”、“投枪”，而忽视它语重心长化解人民内部的缺点与疑难的“银针”、“解剖刀”效用。是的，让批评多种多样，让杂文多姿多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