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俄政府的训令下，住在北京的俄国教士团担当了以下活动任务：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这也使俄国成为1860年以前唯一在中国首都保持使团的国家。其三，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发展中俄贸易。其四，多方面研究中国，刺探情报。最令人感叹的是：原先的俄奸机构，就这样慢慢变质成为神奇的汉奸机构。但对于清政府来讲，之所以乐意与俄罗斯保持这种关系，最大的原因是这种关系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朝贡色彩。俄方公文通过理藩院处理，中方给予俄方传教士盘费养膳。俄方省了诸多经费，清政府得了些许面子，双方感觉都良好。

　　1858年，恰是俄罗斯传教士团换班之时。大司祭固礼（Gurii）率领他的传教士团前来北京换班，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奉命监护。彼罗夫斯基也没有和固礼同行，他当时在东西伯利亚总督任地伊尔库茨克，所以直接由此地出发前往北京。这时，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相继签订，俄国为了及早完成换约手续，竟顾不上从彼得堡派出新公使了，而是临时把新公使的头衔摁在了彼罗夫斯基头上。伊尔库茨克在贝加尔湖南端，离中国很近，彼罗夫斯基得到新的任命后，从当地起身，于10月10日到达北京，并根据惯例入住俄罗斯馆。俄方向清方申明：虽然有派使臣进京之说，但是恐给贵国增累，所以停止另派大臣，转派监护官彼罗夫斯基交涉《天津条约》等相关事宜。问题是彼罗夫斯基这新头衔来得太仓促，根本没有拿到俄国政府的全权证书以及俄国政府对《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所以他入住俄罗斯馆后的两个月时间内，也没好意思向清政府说明自己的兼职，清政府没有接递外国使者国书的习惯，也就稀里糊涂地不加过问。1858年底，拿到了相关证书的彼罗夫斯基才跟清方亮相，要求换约。咸丰虽然觉得不太对劲儿，但还是派了理藩院两位高官肃顺、瑞常与彼罗夫斯基谈判。由于条约文本的争执，中俄双方换约的时间很长，从1858年12月，一直换到1859年的4月。

　　桂良在上海听说，俄使都进京了，连忙上奏，英法美知道后就了不得了。桂良的担心是对的，因为《中俄天津条约》只规定了一年之内换约，根本没说换约地点。英法美听说了，进京换约更理直气壮了。对此，咸丰说好办，北京先谈着，到时候改在库伦换约。同时，受僧王那个北塘进京之馊主意的启发，他指示肃顺与彼罗夫斯基制订了北塘进京的换约路线：俄使从海口进京，在拦江沙外停泊，中方前往迎接，由北塘进京。并且由理藩院将此办法专门知会俄国政府。找不到确切资料，不知道中俄最后到底在京还是在库伦换的约。但是军机大臣的奏报里说肃顺已与“该使”换约，那么这个“该使”当是彼罗夫斯基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