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进口大国。当时，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有计划、有规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资源的分配、产品的生产、原料的购买等通常是年终制定计划，第二年初开始实施计划。这样各国商人很容易摸透中国采购的规律：春节前，中国是计划审批阶段，不会有大的采购任务，此时伦敦和纽约交易所的价格呈下跌趋势；三月，中国的外汇使用计划基本上出台了，采购人员开始行动，这时，交易所的化肥、糖等中国亟需采购的商品价格呈大幅度上涨趋势。作为一个进口大国，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将刺激商品价格大幅度的上涨。

　　197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原糖，而国内供给明显不足，需要到国际上进行采购。这个采购的任务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来落实。总公司立即布置香港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的原糖47万吨，由华润对外谈判，国内中粮公司成交。选中香港华润公司的五丰行负责采购，也是颇费一番考量的。华润的前身为1938年于香港成立的“联和行”，1948年更名为华润公司，1952年隶属关系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变为中央贸易部（后为商务部），1973年是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2003年归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被列为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五丰行于1951年成立，1954年并入华润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当时，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原糖产量有所下降，国际市场上糖的交易量只有1000万吨左右，但各国对原糖的需求旺盛，可以说是求过于供。因此，五丰行认为，如果中国立即大量购糖，必将进一步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再加上外贸部给华润限定了最高价，这就加大了购糖的难度。

　　为了完成购糖任务，华润找到了新加坡华侨商人郭鹤年。郭鹤年，192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新山市，祖籍中国福建。20世纪60年代初，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市场对糖的大量需求，把资金全部投入到炼糖业上，奋力一搏，最后大获成功，从此获得糖王的桂冠。1970年，他在世界糖价上升前，大举在国际市场收购白糖及投资白糖期货。郭鹤年回忆说：“那天，华润的林中鸣和朴今心与我联系，让我安排一个秘密地点会谈，不要去酒店。我就安排在我的浅水湾的公寓里，他们在那里告诉我要利用交易所买糖的事情。”一桩正当的购买白糖的商业活动，为何秘不示人，非要秘密会谈？前面说到，购糖的消息如果传出，将会刺激原糖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据郭鹤年自己的估计，消息出去之后，国际糖价定会上涨20%-25%左右。再说，如果利用商品交易所的消息传出，“四人帮”定会视这些活动为“洋奴”，是“资本主义流毒”。

　　为了避免刺激国际市场砂糖价格的上涨，郭鹤年和华润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立即秘密地奔赴英国。到达伦敦之后，他们先在伦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之后，砂糖期货的价格不断上涨。然后他们又向巴西、澳大利亚、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等国家购买现货41万吨，平均每吨价格89英镑。从5月20日开始，市场传说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又大幅度涨价。然后，澳大利亚、巴西先后证实中国向他们购糖，又刺激市场价格进一步上涨，至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且还有上涨的趋势。这时，他们暗自高兴，如果直接向市场购买，得给国家带来多少外汇损失呀。这时，五丰行因购买砂糖现货的任务已经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陆续抛出，每抛出一次，就赚取一份利润。最后，除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的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到240万英镑。华润公司这次利用期货购买砂糖的决策非常果断，行动迅速，堪称完美。

　　为了庆祝这次成功的尝试，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光斗及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一起举办了一次聚会，他们都喝醉了。郭鹤年回忆说：“那天夜里，我不记得几点离开华润，也不记得谁送我回家，怎么进的家门。”在高兴之余，他们也不免担心：一是商品交易所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流毒，被“四人帮”知道后，一定会引起极大的麻烦；二是利用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与搞投机有什么两样；三是赚取的240万英镑是通过中间商赚取的，似乎这钱赚得也不够光彩。

　　果然，“四人帮”知道这件事后，借故掀起轩然大波。有些人借机攻击华润，说购糖行为是“资本主义”，这是在搞投机。并攻击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李强，因为李强部长同意华润在购买糖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灵活的措施，才有了利用商品交易所的可能性。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光斗在传达中央精神时说：“在一次小型的汇报会上，某领导说：白相国（时任国务院对外贸易部部长）的问题是夺权。外贸部不突出政治。还有两个难题：李强是中央委员，林海云是老红军。”（《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7页）言外之意，就是想打倒他们，只是难以办到。华润公司为此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到底要不要研究资本主义？能不能利用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等人谈话之后，陈云又召集了外贸部和进出口总公司的领导分别汇报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1973年7月14日，陈云听取了华润公司和五丰行汇报。参加汇报的有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光斗，副总经理张政，华润德信行（同五丰行一起并入华润）经理乔文礼，华润五丰行副经理曹万通。曹万通回忆说：“那天是姚依林副部长带我们去的，是在陈云的家里，陈云的秘书在场，我们几个人围坐在茶几周围。陈云身体不好，夏天还穿着马甲。开始他只是听我们说，最后才讲了一些很肯定的意见。”（《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7页）

　　华润公司首先汇报了4月份利用商品交易所成功购买砂糖的做法及其引起的麻烦。然后就提出了大家的思想顾虑，他们也十分希望陈云能够对这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作出明确的指示。在听完汇报后，陈云立即指出：“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陈云还着重提到利用交易所的原则：“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利用交易所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