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与孙永山“面对面”，本想听他讲“工作法”，可孙永山却从他的第一份工作讲起。1974年曹行中学毕业后，孙永山当上了“故事员”，给农民讲革命故事。第一次讲故事是在塘湾公社英武大队的仓库。大热天，仓库里挤满了来听故事的农民，连门口都站满了人。“今天，我来给革命群众讲革命故事”，孙永山刚一开口，下面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讲故事之前，村干部见他没吃饭，给他盛了碗饭，特意添了个咸蛋。在那个年代，咸蛋算得上奢侈品。“我们的老百姓就是这么朴实。”孙永山记着百姓的情。 

　　孙永山后来做了曹行镇文化站站长，村支书，梅陇镇教委主任，梅陇镇办公室主任，2004年调到镇司法所工作。孙永山1985年入党，是个老党员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对他的调解工作帮助很大。

　　晓之以理

　　这些年，孙永山化解了数不清的纠纷，其中最难啃的骨头当数2010年的男童溺水事件。 

　　2010年夏天，12岁男孩明明（化名）在一个苗圃的河里溺水身亡。明明父母是安徽来沪务工人员，父亲兄弟4个，但到明明这辈，只有明明一个男孩。家中“独苗”死了，400多名亲属连夜从安徽老家赶来，把灵堂设在河边，不肯送殡仪馆。第二天一大早，亲属们就到村委会和镇政府哭闹，“当时是高温天，男孩腹中全是积水，若是遗体腐烂，后果不堪设想。”孙永山说。 

　　明明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第一次和他父亲接触，孙永山看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双手捂着脸，无声地抽泣，泪水从他的手心滑落。孙永山的眼眶湿了。死者家属请来了律师。死亡赔偿、精神损失、误工费……七七八八加起来，这名律师开口要66万元。孙永山问他赔偿的依据，对方说，苗圃大门有洞，河边没有警示标志，苗圃管理上存在漏洞，造成孩子下河溺死。而苗圃的老板觉得自己没错，从人道主义出发，只愿赔偿3万元。66万和3万，差距不是一点点。 

　　孙永山对律师“晓之以理”。他说，你不要屁股指挥脑袋。这个地方是苗圃，不是公园。苗圃大门有洞，你钻进去，说得难听点，和小偷有啥区别？这里是苗圃里面的河浜，不是游泳池，为啥要竖警示标志？12岁的男孩下河玩水，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应该负主要责任。这番话击中要害，律师蔫了。

　　对苗圃老板则“动之以情”。孙永山说，不要纠结于谁对谁错，人家孩子没了，可怜得很。你是老板，开“路虎”豪车，姿态高点。 

　　从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孙永山从这个房间走出，钻到另一个房间，反复做双方的工作。死者家属一方从66万元一步步降下来，苗圃老板一方的姿态也越来越高。但降到38万元，死者一方再也不肯让步了。孙永山“背水一战”，说，“你们提出66万元，我也不管里面哪些是该给的，哪些是不该给的。双方的责任也不细究了，大家对半，33万。不行，我也不管了。”

　　来来回回跑，孙永山衬衫湿透，明明的家人看在眼里，他们渐渐信任这个司法所所长了。已经在梅陇扎根的安徽老乡也告诉他们，孙所长在当地口碑很好，如果他调解不成，没人能调解得了。家属答应了。苗圃老板的思想工作也做通了。

　　动之以情

　　孙永山说，调解员应当永远将“情”放在第一位，要做到这一点，“倾听”很重要。“倾听”是调解的基础。 

　　梅陇镇有家农民工子弟幼儿园，与物流公司办在一起，600多个孩子与卡车同一个门进出，非常危险。教育部门决定撤并这所幼儿园。但园长坚决不同意。相关部门花了一个月，也没做通园长的工作，来找孙永山帮忙。 

　　孙永山当天下班后，就到幼儿园所在村了解情况。听村里说，这个园长性格内向但很有爱心。没什么钱，但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一下子捐了6万元。每次回陕西老家，都要给村里每户人家100元……这些细节，孙永山一一记在心里。第二天一早，孙永山和教委的同志一起去幼儿园，园长看到他们，一言不发。孙永山说：“我知道你办学是为了孩子。你有爱心，幼儿园请不起保安，每天早上，你自己穿上制服站在门口当保安。你挺不容易的。”孙永山说了两个多小时后，园长终于开口了。他说：“别人来就4个字‘非法、关掉’，你说了两小时，没有说过一句我是‘非法办学’，谢谢你理解我！”孙永山乘机引导他：“你爱孩子，但他们与物流公司的卡车一同进出太危险了，把他们安排到安全的地方，肯定也是你的心愿。”最终，园长同意接受补偿，当天下午就关闭了幼儿园。 

　　梅陇镇有100多家调解组织，2010年，在孙永山的策划下，梅陇司法所创办了“梅陇司法信息”，至今已编写了近30期。其中调解论坛、案例聚焦、和谐之声等栏目已经成为这本“土杂志”的经典，为全镇调解员提供了学习交流和提高调解艺术的平台。

　　本报记者  鲁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