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自2007年实施以来，国务院先后颁布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11375部古籍入选，命名16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由此带动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也卓有成效，陆续发现了一批珍稀孤罕的善本古籍，具有重大的文物和学术价值。

　　此次特展中有哪些最值一观的古籍？它们在学术研究上有何价值？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古籍？日前在展览现场，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

　　记者：2007年至今，国务院已颁布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为何最近一批甲骨才作为重要出土文献入选？

　　张志清：我们编纂《古籍名录》，一开始是收录各种书，甲骨不是书，它属于档案文献，所以一直没收录。后来专家经过研讨，认为文献也非常重要，到第四批的时候就把甲骨也收录进来。而且，说到文献就绕不开甲骨，它是迄今发现的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文献载体，有力地证明了商王朝的历史真实性。事实上，《古籍名录》申报评审到现在，范围一直都在扩大，以前没有外文典籍，现在珍贵的外文典籍也都收录进去了。

　　记者：这次展出的甲骨有哪些精品？

　　张志清：这次主要展出了国图的18件甲骨。其中“四方风”比较有代表性，它是刘体智旧藏，最初学者认为这只是一片伪刻牛肩胛骨。1944年，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发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认为这块甲骨字体古朴，文理通达，属武丁时期刻辞。他对这片牛肩胛骨的释文是：“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内容与《山海经》相印证。还有胡厚宣旧藏，记录商武丁时期气象的龟甲，也很珍贵。

　　记者：与前三批相比，是否入选第四批《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变少了？

　　张志清：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能入选的都是了不得的古籍，不是说一二批特别珍贵，到了三四批质量下降。特别是第四批，我们评的时候有几个惊喜。一是民族组中出现了大量珍贵的藏文古籍，以前大家都以为少数民族古籍中好东西不多，但到了第四批，珍贵的古籍反而越来越多，说明古籍普查的过程中，很多文献又重新被大家发现。二是碑帖拓本，上海图书馆这次就提供了上百种珍贵拓本，最后有62部进入了名录。

　　记者：我发现第四批《名录》中，碑帖拓本有71部，上海图书馆的就占了62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比例？

　　张志清：一方面，故宫、国图的珍贵碑帖拓本在前三批都已经申报过了，上图因为一直在整理，整理告一段落后才集中报了一批。另一方面，上图申报的这批拓本确实价值非常高，不仅年代早，很稀见，就连所反映的流传过程都是很有序的，比如怎么拓下来，谁收藏，后来如何到的上图，都记载的比较详细。

　　记者：这其中有没有一些代表性的碑帖拓本？

　　张志清：很多。比如《王居士砖塔铭》，它是唐显庆三年（658）刻石，上图藏的是明拓本。唐代除了知名的书法家之外，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书家，敬客所书的《王居士砖塔铭》便是其中精品。这个碑铭因为石质相当薄，出土不久便裂为二块，之后又继续破裂成好几块，所以世传佳拓极少。

　　记者：除此之外，入选第四批《名录》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珍贵古籍？

　　张志清：比如敦煌遗书中的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卷尾有题记：归义军时期盛行佛名崇拜，当时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祈福，抄写288卷。事实上在当时，敦煌地区每天晚上要礼拜佛名经，抄写了很多。还有天一阁藏的《明代乡试录》，科举制从隋朝产生到清朝末，走过了一千三百年的历程。但是科举考试文献传世不多，以明代保存得最完整，而明代科举文献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阁里，对研究科举制度意义非常重大。另外，“舆图”类的《西湖全图》，彝文的《六部经书》都非常稀有、珍贵。

　　记者：从2007年至今，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开展了六年，这其中发现了哪些以往不为学界所知的珍贵古籍？

　　张志清：各类文献都有。像“敦煌遗书”，中国书店发现了一部隋代写本《大般涅槃经》，一般的敦煌遗书纸张只有52厘米左右，这一部经书由七张纸粘连而成，其中四张纸长度都在140厘米以上，而且它这个纸张经过染黄、捶打、上蜡、压光，充分显示出隋代造纸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研究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还有国图今年入藏的“模”字韵“湖”字一册《永乐大典》，是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调研时，意外获知一位加拿大华侨所藏的，它的发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流散海外的中华典籍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此外，辽宁省图书馆藏的宋淳熙八年刻本《扬子法言》的发现，填补了历来台州本的空缺；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的发现，更推翻了元代未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