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世（明清）以后，中国最大的社会、文化变化，就是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文化上、文学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反映在风景描写方面，就是士大夫情怀相对消退，而风景开始具有了平民性，风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换句话说，平民也成了风景欣赏的主体，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专利；寻常百姓家也成了风景描写的对象，而不再仅仅是“经典”的非同寻常的风景。这给中国文学中的风景描写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成为近世文学中风景描写的新的特色。
一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是近世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对于“项脊轩”的描写非常具有象征意味：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项脊轩”是什么东西？一间平民小破屋而已！但作者一边拼命描写它的简陋，一边却又竭力赋予它以美感，遂使读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这是极可羡慕的雅居，恨不得自己也能拥有一间。文章最后写其妻妹们的好奇，追问“且何为阁子”，便是典型的读者反应（我年少时也曾如此反应）。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一间小破屋具有如此魅力呢？其实就是小破屋主人的精神状态，他怀抱着由此出发可以出人头地的梦想，这也是当时市民子弟普遍具有的心态（当时的科举给市民子弟提供了机会，从而使他们的梦想有实现的可能）：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此最后一段实乃全文的点睛之笔。归有光写《项脊轩志》时年方十七岁（一说十九岁，三十岁时又补写了一段），他以自己的“区区处败屋中”，比附古代二名人未出世时的“昧昧于一隅”，表示自己怀抱着宏图大志，心里充满着希望和憧憬，故全不以小破屋为陋，反而“谓有奇景”。所谓“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者，“可喜”即指此事也（“可悲”则指先妣、大母等事）。他后来也一再说：“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沈次谷先生诗序》）“余少时有志于古豪杰之士，常欲黾勉以立一世之功。”（《碧岩戴翁七十寿序》）“余少时有狂简之志，思得遭明时，兴尧舜周孔之道，尝鄙管晏不足为。”（《梦鼎堂记》）“项脊生曰”云云，也正是此意（其《示徐生书》云：“世学之卑，志在科举为第一事。天下豪杰，方扬眉瞬目，群然求止于是。”也用了同样的“扬眉瞬目”语，以表现世人对于科举的热衷，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项脊生曰”的含义）。也正因为有了此意，所以才能“处败屋”而“谓有奇景”，或者说能以“败屋”为“奇景”。也就是说，正是这种梦想之光，照进了普通市民的小破屋，使之成为新的风景，映入了市民文人眼帘，进入了近世散文之中，从而带来了风景描写的新变；而在过去“经典”的风景里，“项脊轩”这样的平民小破屋，原本是入不了文人士大夫法眼的。（顺便说一句，现在有些语文课本选入了《项脊轩志》，却删去了“项脊生曰”一段，使全文失去了归依和灵魂，实在是无知愚昧之举！）
而且，同样是强调居室之“败”，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宋代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等，都具有或隐或显的士大夫情怀，与《项脊轩志》的平民意识对比分明。如刘禹锡的“陋室”的风景，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为特色，看来好像很平民化，但“陋室”的客人，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陋室”的同类，也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故其“陋室”既非平民百姓的小破屋，其风景也非平民百姓家的日常风景。又如王禹偁的竹楼的风景，是“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是“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所谓“骚人之事”，“亦谪居之胜概也”，而绝非平民百姓所能想望。
二
这种以“败屋”为“奇景”的意识，这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风景，这种具有了平民性的风景，不仅出现在近世的散文里，也出现在近世的白话小说中。比如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也可以看到“败屋”的“奇景”，以及朴素的乡村风景。
当下请在一间草屋内，是杨执中修葺的一个小小的书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几树梅花，这几日天暖，开了两三枝；书房内满壁诗画，中间一副笺纸联，上写道：“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两公子看了，不胜叹息，此身飘飘如游仙境……谈到起更时候，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两公子留连不忍相别。（第十一回）
这是穷名士杨执中家的“败屋”风景，与其穷得揭不开锅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与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觉两个多月，天气渐暖。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出来，河沿上望望。虽是乡村地方，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红红绿绿，间杂好看。看了一回，只见濛濛的细雨下将起来。周进见下雨，转入门内，望着雨下在河里，烟笼远树，景致更妙。（第二回）
这是老举子周进眼里春天的乡村风景，与其垂老无成的人生恰成强烈对照，也与士大夫式的“经典”风景迥然有别。
类似这样的乡村风景和“败屋”“奇景”，很少见于此前的文学作品里，而大量出现在近世的文学作品中。
同样还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有段描写，历来被看作是讽刺艺术的佳例，但如果换了平民视角来看，不正是平民也成了风景欣赏的主体，风景开始具有了平民性的绝妙写照吗？
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第二十九回）
面对杜慎卿们的嘲笑，“菜佣酒保”、“挑粪桶的”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给予一个阿Q式的回答：“雨花台落照，酸秀才看得，我们看不得？”
三
具有平民性的节假日风景，也开始出现在近世文人的笔下。如袁宏道之前记苏州风俗的名作，宋代有范成大的《吴郡志》，明代有王敖等的《姑苏志》，但都没有涉及苏州的两大节日——六月廿四日荷花荡、中秋日虎丘。袁宏道对此提出质疑道：“吴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荡、中秋日虎丘，而皆不书，何也？”（《岁时记异》）其实都是因为它们主要是平民的节日，那些场面的主体也主要是平民，未必入得文人士大夫的法眼。袁宏道则敏感到了其中的平民生活之美，写下了两篇描写这类平民性风景的名篇。其《荷花荡》写道：
荷花荡在葑门外，每年六月廿四日，游人最盛。画舫云集，渔刀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至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帷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苏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极矣。
这种全民出游的盛况，是此前的风景描写中未曾出现过的。“人潮涌动，男女混杂，摩肩接踵，汗流浃背，士大夫碰到这样的场面，恐怕要吓得退避三舍。袁宏道却从中看到生活热烈之美，并将其变为富有诗意的艺术美。”（马美信编选《晚明小品精粹》）其《虎丘》写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如此富于诗意的表现，以前只会出现在“经典”的风景里，现在却是用在了平民身上，用以形容他们的野餐。接下来写平民斗歌（当时昆曲新兴，每年中秋之夜，在虎丘的千人石上，会有赛曲大会），从千百人到数十人，又到三四辈，最后仅剩一夫，技压群众，进入高潮。写到这里，如果是在宋代士大夫的笔下，那当然就是自己“政绩”的象征了，不免会添些“乐其乐”的情怀，但袁宏道却笔锋一转，“煞风景”起来：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也就是说，虎丘虽不是平民的“败屋”，而是传统的风景名胜，但是在袁宏道的眼里，它同样属于平民，具有平民性，而自己作为官吏，却是“煞风景”的。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去官以后，以平民身份，来这里听平民斗歌！好吧，风景背后的士大夫情怀，就这样被轻易解构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