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人物分类，再给不同类别的人分别做合传，《汉书》的列传大抵如此安排。班固虽有他的分类标准，但往往只以一连串毫无意义关联的姓氏作为卷名，对我这样的笨人来说，事后难免记不清这一卷到底写了些什么。但笨人总有笨办法，我想了个主意：每读完一卷就随手做个总结。比如，《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阴阳灾异专家；《赵尹韩张两王传》，历任首都市长……读完《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我想了想，写下“一群冤死鬼”。自知与内容不太相合，毕竟其中不少还没冤到死，却也想不出更好的了。

　　在我看来，这卷传主们的唯一共同点就一个字：冤。说真话，办好事，想为国家出力，却偏偏不是遇到昏君，就是撞见小人，满腔热情无人解，幸运的免了官，倒霉的就只能丢了性命了。

　　班固的叙述倒也简洁。以《刘辅传》为例，此传开门见山说，汉成帝欲封赵婕妤（即封后之前的赵飞燕）父亲为列侯，刘辅上书劝阻，可刚一递上，就被抓了起来。“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群臣莫知其故。”大臣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纷纷上书求情。“上乃徙系辅共工狱，减死罪一等，论为鬼薪。终于家。”《刘辅传》结束。

　　再以《郑崇传》为例。汉哀帝欲加封祖母傅太后的堂弟，郑崇上书劝谏，得罪了傅太后。郑崇又劝谏汉哀帝不要过度宠信董贤。“上怒，下崇狱，穷治，死狱中。”《郑崇传》结束。

　　其他人的传大致相仿。

　　总体来说，这样言简意赅不露声色的叙述很让人震动，从这些看不出任何感情色彩的句子中，我们似乎感到作者的愤怒已超出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然而等到作者直接表达观点的时候，我又大吃了一惊：

　　赞曰：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诸葛、刘、郑虽云狂瞽，有异志焉……

　　班固竟然像个没事人一样，不仅不对这群含冤受屈的忠臣表达任何同情，反而在那里若无其事地评价其中一个不够“贤臣”，而刘辅、郑崇也只是略“有异志”的“狂瞽”之人而已！他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吗？他难道忘了自己刚刚隐忍着写完了一群冤死鬼？

　　然而我不相信班固没有是非判断和感情，因为在《翟方进传》的结尾我分明看到，他引用父亲班彪的话，替代通常由自己来作的赞语，表达对同样冤死的翟氏一族的同情：

　　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身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义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

　　面对“怀忠愤发”却惨遭灭宗的翟家后人，班氏父子毫不掩饰钦佩之情，同时又发出无奈的感喟：“虽有贲、育，奚益于敌？”

　　在又一个被陷害致死的忠臣——《冯奉世传》的结尾我又看到：

　　赞曰：《诗》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宜乡侯参鞠躬履方，择地而行，可谓淑人君子，然卒死于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经曰：“心之忧矣，涕既陨之。”冯参姊弟，亦云悲矣！

　　纵观《汉书》全书，班固的感情是极少外露的，少到甚至让人怀疑他还有没有感情，所以这样一段直抒胸臆，在其赞语中实属罕见。但也就是这样一段畅快淋漓的情感宣泄让我知道：班固是有感情的，他只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而已。

　　那么，为什么班固在《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中不动声色，在《翟方进传》和《冯奉世传》中却感慨不已呢？同是奸邪横行，忠贞被害，这些人的遭遇难道不是很相似吗？我想，也许是所针对的批判对象不同吧。简言之，让刘辅、郑崇等人蒙冤的是当时的皇帝；而让冯、翟二人蒙冤的，一个是傅太后，一个是王莽。班固写作时面临汉明帝的政治压力，《汉书》不得不为汉朝歌功颂德。王莽是可以严厉批判的乱臣贼子，傅太后也是外戚干政的典型代表；但那些皇帝们，不管怎么说也是和当朝皇帝有着血缘关系的刘姓祖先，再怎么昏庸无道，班固也不能直接骂他们——他有几条命呢？在《司马迁传》的最后班固这样写道：“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样写的班固，一定是在与前辈同病相怜吧！所以，表面看来班固将自己的个性深深隐藏，但我相信他与司马迁一样，同样有着对世事的深切洞察，强烈的个人感情，还有不得不面对的外界压力。只可惜，洞悉了司马迁人生的班固，自己仍不免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