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预备会上，52件2014年度优秀提案受到表彰。与此同时，在大会提案组，又已经有数百件酝酿已久的新提案写好提交。一份份提案背后，听得见委员们调研时的匆匆脚步，摸得着他们积极参政的一腔热诚。

　　昨天，记者采访了三位市政协委员，听他们讲述提案背后的故事。

　　跟着“救命车”上路

　　因为深入调研，陈芳源没有把最初的设想写进提案，“我希望我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是有依据的，是真正有用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想法。”

　　救护车俗称“救命车”。救命，分秒必争。但近年来“救命车”姗姗来迟的报道不绝于耳，引发社会热议。在今天表彰的2014年优秀提案中，有一份来自农工党上海市委的集体提案《关于对120急救人员实施职业化培养的建议》，关注的就是这一问题的症结。

　　这份提案的执笔人是市政协常委、农工党员陈芳源。为了撰写这份提案，她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研，先后拜访了市急救中心和多家市级、区级医院。一次次上门访谈，一次次与一线急救人员交流。她甚至先后多次跟着救护车上路，只为了解最真实的救护车使用情况，掌握救护车急救和转运比率的数据。

　　陈芳源是一名医生，而且是名医。她是仁济医院血液科的主任。虽然作为一名住院医师，对于在外面跑的救护车具体情况可能不那么了解，但基本情况还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大精力，甚至动用个人的私交去一次次搞调研？“我希望我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是有依据的，是真正有用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想法。”

　　调研最初缘起于一位朋友母亲骨折，叫了救护车，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来。“这是骨折，如果是等不得的重病该怎么好！”救护车为什么这么慢，120究竟存在什么问题？陈芳源当时就想，能不能通过地方立法，强制规定救护车到场救援的时限？ 

　　她没有贸然抛出这个建言。而是开始了调研。一次次奔波中，她知道了全市急救从业人员的数据：总计2295人，中心城区976人，其中一线急救医师仅为605人，中心城区196人，岗位缺口率为39.5％；她知道了近3年来不需要或仅需极少医疗措施的转院及出院的“非急救”服务量，却占了救护车总业务量40%以上；她还了解到按照每万人口拥有0.25辆救护车的目标，上海应配备595辆救护车，市中心仅有280辆救护车，有近一半缺口。

　　让她感到最迫切的，还是人的问题：院前急救人员2013年签约62名，实际报到41名，违约率33.9%，院前急救人员队伍稳定性差，辞职率居高不下，2012年，市医疗急救中心招录员工32名，流失60名……

　　因为深入调研，陈芳源并没有把最初的设想写进提案。“对救护车到达时间立法，时机显然还不成熟。”她认为当前更需要的，是通过立法建立院前急救系统人才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通过立法建立急救分类分级救治制度，通过立法合理规划急救网络建设……

　　揣着“臭泥巴”回家

　　郭翔一直在思考上海垃圾的出路。为了寻找答案，他不断往上海的最大垃圾填埋点——老港跑。夏天顶着烈日去，冬天顶着寒风去，前后不下数十次。

　　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正遭遇“垃圾围城”之痛。上海也不例外。有人因为垃圾臭气熏天敬而远之，有人却关注垃圾一以贯之。市政协委员郭翔就是一个喜欢和垃圾打交道的人。

　　“迪士尼乐园就要开了，大家都很开心，我却担忧每天会产生多少垃圾。”郭翔一直在思考上海垃圾的出路。今年，他带来的一份提案是《用新技术变垃圾填埋为生态修复推动老港旧貌换新颜》。对他来说，这已不仅是一份提案，也是他与另一位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博导王祥荣一起钻研的课题。

　　郭翔调研发现，上海现今每天产出2万吨垃圾，3000吨污泥。现有的条件下，无非是焚烧和填埋，但焚烧并不能使垃圾完全消失，会留下大量的焚烧渣，处理不当，仍存在重金属、二恶英等环境污染问题。同时，污水处理后会留下大量污泥，污泥中也含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解决之道在哪里？为了寻找答案，郭翔不断往上海的最大垃圾填埋点——老港跑。夏天顶着烈日去，冬天顶着寒风去，前后不下数十次，一次次在臭气熏天中采样，又揣在包里带回家，“想想也是醉了”。

　　经过调研郭翔发现，经过多年来的实践与探索，上海已经有能力形成一条环保经济产业链：前端是垃圾焚烧厂和污水处理厂，中端是“次黄土”制造厂，将上端企业提供的垃圾焚烧渣和处理污水后的污泥，经现代化流水线生产成为含有重金属的黄土；后端则是生态修复企业，在次黄土上种植能够吸收重金属的植物，将其修复改良成为良土，最后用来围海造地。

　　“老港今后不应再只作为垃圾填埋场，而应转型发展成为生态修复场。”郭翔建议将老港划分区块，以两三年为一个土壤修复周期，按顺序对土壤逐一进行修复，次黄土一吨吨进场修复改良，良土一吨吨出场填坑造地。“目前要做的是需要尽快落实试点运行、逐步扩大，形成产业链。”每当说起这些，郭翔的眼睛就会发光。

　　开着“头脑风暴”会议

　　如何盘活得天独厚的资源？陈永弟大量调研，吸收了许多针对性、可操作的意见建议，最终形成的《打造北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提案获采纳。

　　创意产业是城市软实力的体现。这些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数量激增，但所有园区加起来的产值只占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十分之一。这让市政协委员陈永弟十分困惑。

　　经过初期调研，陈永弟发现缺乏战略层面的全盘设计和整体规划是一个重要原因。陈永弟另一个身份是闸北区政协主席，“闸北作为上海中心城区集红色文化、苏河文化、铁路文化、后工业文化、海派文化于一身的文化名区，又正逢引进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契机，能否有所作为呢？”

　　拍脑袋是不成的，为了印证设想，陈永弟开始大量调研：先是收集国内外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案例，仔细研究全国、上海有关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政策和规划，与此同时，他先后前往区发改委、文化局、规划局等部门，了解电影学院引进和区文化产业规划、商业配套、功能定位、招商政策、土地资源等情况。

　　陈永弟发现，闸北中部地区众多老厂房和校区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不可再生的土地空间资源，也形成了其他中心城区不可比拟的载体优势。如何盘活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陈永弟仍没有动笔，为了开拓思路，他先后拜访和邀请38位区里的专家，召开了三场“头脑风暴”式的座谈会，围绕规划、土地、税收、人才引进等方面，吸收了许多针对性、可操作的意见建议，最终形成了《依托上大全球影视基地建设，打造北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提案。

　　2500字的提案不算长，背后的汗水和辛劳却并不简单。这份提案被评为市政协2014年优秀提案。提案提交后，为加快推进上大影视产业基地，市文广局、市教委、闸北区政府和上海大学建立了四方联动的机制，并将环上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纳入上海市“十三五”整体规划，研究出台扶持政策，市文化专项资金也给予支持。

　　如今，园区整体规划已经落地，马尔科姆·克拉克、安德鲁·摩根、岩井俊二、贾樟柯等大师工作室，麒麟、天马、翡翠东方影视企业也纷纷入驻，成为了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最新亮点。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