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他同届不同校。在那个“史无前例”、毫无个人理想可言的年代，中学一毕业，便被统配去了海滨农场的一个新建连队。他，根正苗红，去之前已是学校的骨干领导，当然顺理成章地出任连队支部副书记。前途光明无量。她，曾经老师眼中的“秀才女”、同学口中的“大学生”，却因挑不动满担而屡遭排长的白眼，尊严扫地，一下子成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他们分属不同的排，但干活的地，离得不远。她瞥见他的担子总是压得沉沉的，那股子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的劲儿令她佩服，亦令她心疼。那年月，会特多，大凡能在台上发言的，几乎个个都唱高调：“阶级斗争、铁杆扎根……”而他，言辞低调、质朴无华，显见是个但求事功、不事张扬的实在人。她，虽说身板羸弱，心性却也是极要强的，每回到了插秧、拔秧的当口，愣是铆足了劲，强忍着直腰喘息的念头，一垄接一垄地插啊拔啊，像是不拔得头筹不能见江东父老似的。

　　他们的宿舍在同一栋楼，他与一男生合住楼梯口的第一间。她是四人合住，进出宿舍得经过他的门。那时的少男少女，一般呒啥隐私，喜和伙伴们同进同出。尤其是在下农场前就已知晓，知青陆续有了“上调”的机会。而谈恋爱是与“上调”绝缘的事，谁会那么傻，顶风作案？可即便是这样，即便各自身边都有人，也不知从何时起，于每一次的偶然擦肩而过，他们的目光还是会有意、无意、期然、不期然地对接、交汇，大胆而含蓄，视旁人如隐形。

　　呆满三年是回城的首要条件。两年半后，下来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晚上连里开大会将这事公布了。此时他已晋级为正书记，说：“想去上大学的，只要写个申请，任谁都可以争取。”回到宿舍，她立马就写了。闺蜜们问她：“要不要写？”她反问：“想不想去？”“谁会不想？做梦都想。”她们异口同声。“那就写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她答。第二天，她便把这事丢在了脑后，和几个姐妹起早到镇上购物去了。甫一回来，就有人冲着她嚷：“你有好事咧。这次的名额一定是给你的咧。”并告诉她：“书记来找过你几次，还留话了，让你回来后，去一趟连部。”听到此，她喜不自禁，而面上则不露声色道：“哪能啊？不会的。”她寻思：“我可没干坏事，找我不是因了坏事那就一定是因了好事。”果然，当她一踏进他办公室的门，刚想问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已打开了抽屉，拿出一张表格说：“回去把它填好后交来。”她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她只记得，这是他第一次对她说话，而目光却没有直视她。彼时，房间里并无第三人。

　　她上大学去了。他在她之后考上了大学。她一直记着要报恩，抑或她心里还有些许说不清、道不明、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复杂情愫。她打听到他的去向，记下了。大学二年级时，班里有个长得不错且有才华的男生钟情于她，她对那男生也不无好感，只是她觉得在这之前，她的心里似乎有个他。她得先了解他的心意，才能决定以后的事。凑巧，学校里有内部电影。她多要了一张票，她想用电影票去试他的心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那个年代的姑娘大多都很矜持，她敢去送电影票，真不知要鼓多大的勇气。在他的教室门外，她的心扑通、扑通，都不敢正眼瞧他。只轻轻地问了句：“有张《复活》的电影票，有时间看吗？”“哦，很忙，没时间。”他答。她没有再多说一句，觉得一切已明朗了，此时快些离去，才是最明智的。她认定：他对她没有眼缘。

　　她顿悟，像他这种自珍清誉的人，凡事三思而行，是决然不会落人口舌的。那么不接受她的电影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站在他的立场，她不但理解了他，更对他平添了一份敬意。她没有落寞惆怅，也没为自己的鲁莽而懊恼，因她的初衷是为此生不留遗憾。她努力过了，可以放下曾经的那些微妙了。也唯有这样，她才能无牵无挂地走向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