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坚勇自2002年出版《旷代风华——大运河传》后，于今才新推出《绍兴十二年》，其间整整13年，他几乎与文坛“失联”。喜爱他作品的人多少有些着急，此公干啥去了？“江郎才尽”了？据说，家中亲人难言之事耗去他很多精力。不过，我更相信另一种说法，他始终在虚静养气，蓄势待发。

　　这部厚重的长篇历史散文《绍兴十二年》证明了这一点。

　　“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书写中是有悠久传统的。只是具体到某部作品，或偏重于历史，或偏重于文学。《史记》可做前者标志性作品，《红楼梦》可做后者标志性作品。但以断年的方式来爬梳历史深处的细节，映照出一个朝代的侧影，是否是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而开历史写作的风气之先呢？如此说来，纯从文本意义上，《绍兴十二年》难逃《万历十五年》的阴影。这也算不上是软肋，毕竟在文本创造上开风气之先者，常常只能百年、千年等一回。  

　　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自有其过人之处。那就是作品始终有一股澎湃在字里行间的“气”，文因有“气”而灵动飘逸。史料、史识，借“气”而灵动、飞翔起来；“气”携史料、史识而有了力量。有“气”而又有“力”，这文章便好看、好玩了，这文字便“翠华摇摇”，“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诗情与史实便就浑然天成。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这样一个年份有什么特殊的必要性，将其肌理细胞呈现在显微镜下，作精微的考察呢？这一年前夕，南宋小朝廷终于在主战、主和的纠结、纷争上，以岳飞的脑袋被砍，秦桧获得终身权力高位（与金人和战协议条款中有约定）而尘埃落定。和议既签，“官家”忽然一身轻松，兵戈从外部而转向了内部。这好办，中国人无力拒外侮，同室操戈却是长项。无非是将那些“岳粉”、主战派余孽彻底打扫干净就是了。“官家”的朱笔多画几个圈就成。然后，就安享停战后获得的回光返照式的“繁荣安定”，与嫔妃们耳鬓厮磨，与文人诗词唱和，与鉴赏家们一起切磋那些战火中幸存的名家字画、古窑瓷器……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细细“把玩”聚焦的年份，是一个可以从一年看百年、千年的关键年份。跟随作者的解剖刀，我们会发现，原来岳飞的脑袋被砍，也是有其不得不砍的因果逻辑的；而秦桧弄权，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果只是简单地做是非判断，会让我们忽略掉许多历史大趋势下人性的心理的偶然的，诸多值得思索的人文元素。

　　一切历史皆当代史。我的理解是指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穿透历史，从而探寻走向未来的路径。在这一点上，夏坚勇无疑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精辟、警示性的文字，经常如电击般刺痛眼球。“岳飞太干净了。最干净的最危险。”“在用‘文丐’、‘马屁’之类不大恭敬的污词来概括绍兴年间的文坛生态时，我笔下总有点踌躇，因为在那场颂圣文化运动中随波逐流的，不光有趋利小人，也有正人君子；不光有官场混客，也有爱国志士；不光有无名鼠辈，也有学界泰斗。” “一个配制春药的江湖郎中，竟然能在笑谈间主宰大将进退，这样的官场，叫人说什么好呢？”……

　　作家着力于在笔下呈现一种历史的诗情与哲理，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肌理，追逐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走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