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黄河大合唱》

　　为了有效地进行抗战，与日寇争夺制空权，1939年在四川成都蒲阳（今都江堰市）成立了空军幼年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我父亲任音乐系主任教官，我母亲任音乐系教官。

　　当时，空军幼年学校把应征入伍的热血青年分为一至六期，他们除了学习空军驾驶、空战技术外，还学习音乐。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就驾机与日寇进行空战，对日寇的嚣张气焰给予了有力的打击。

　　其中，父亲的学生周志开就是一期的学员，他也是空军英雄，曾击落日寇军机6架。1943年12月14日，他单机出动侦察敌情，途中遭到4架敌机的偷袭，不幸于湖北长阳县被击落阵亡，时年24岁。志开牺牲后，他的母亲立即把志开的弟弟志兴送进空军幼年学校，插入第四期，弟承兄志，保家卫国。

　　不久，熊佛西先生率抗战剧团抵达成都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演出活动。后来在四川郫县新民场的吉祥寺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邀请我父亲和母亲担任音乐教师。

　　《星火吉祥寺》一书中，有关于“吉祥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沿革——钢琴教师王云阶先生与《黄河大合唱》”的记载：

　　熊佛西先生创办的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要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云阶先生来到了郫县新场吉祥寺。这里，空气新鲜，可以自由呼吸，围墙不高，但很安全。他一到学校，就以热情而谦逊受到器重；他也一下子就非常迷恋这所学校，感到这学校是自己的。学校没有钢琴，他自己进城去向私人租用了一架钢琴。当时的道路是小路，只能过鸡公车，而鸡公车无法运钢琴，师生们撑着饥肠辘辘的脊背，手推肩扛地从田间小路硬给抬回了乡下。只消看一下云阶先生那刀削般的面部棱角，便知道他是要在这里做一辈子的钢琴教师了。他向贺绿汀先生写了信，谈了自己的感受，并邀请贺先生来此共事。

　　当时，张季纯先生也在这里。一次，父亲在他的案头上发现了一摞油印简谱《黄河大合唱》，父亲看后兴奋不已：“星海曲！”他回忆起两年前在武汉参加“星海歌咏队”的日子。与冼星海离别以后，父亲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怀念不已，今天意外地看到星海先生的大作，如睹故人。父亲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全校师生排练《黄河大合唱》。

　　但是，那时入学不久的音乐科学生还没有经过正规的音乐训练，从学生的数量到能力都难以胜任演唱任务。面对这部高难度的作品，大家都不知所措。于是，父亲动员全校师生，凡是能唱歌的、会一点乐器的都组织起来，编成一支唱队、一支乐队，由父亲任指挥，朱枫林先生担任男声独唱，学生姜蝶担任女高音独唱。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排练，终于在1940年春天，在新场场口坝子上进行了彩排式的公开演出。当时演出场面非常感人，许多农民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扛着锄头，有的还背着背篼，还有的拖儿带女赶来观看演出，俨然是抗日根据地的热闹场景。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公开演出《黄河大合唱》，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钟情于电影音乐

　　后来，父亲担任了《新闺怨》的作曲。影片描述一个音乐家的悲惨遭遇，因为父亲有过同样的生活经历，所以他在作曲中倾注了真挚的感情。这部电影音乐一出来，就得到昆仑影业公司艺委会的阳翰笙、郑君里、陈鲤庭、史东山、蔡楚生和沈浮等人的称赞，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由此，父亲担任了昆仑影业公司作曲组组长。就这样，他结束了教学工作和漂泊不定的生活，开始了电影作曲和专业音乐创作的生涯。

　　《新闺怨》的作曲，使他长期蕴藏在心底的音乐创作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口气为电影《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表》《母亲》等谱写了乐曲。在《三毛流浪记》中，他不仅担任作曲、指挥，而且还登上了银幕，扮演为上官云珠母女伴奏的钢琴师的角色。

　　记得解放初我在北京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在中央电影局担任音乐处副处长，工作很忙，经常深夜才回家，但他总是抽出时间来帮助年轻的电影作曲者完成音乐创作。记得电影《小白兔》的作曲是一位很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吴应炬。父亲花了很多时间给他讲解电影音乐和电影故事情节的关联，父亲还在一张很大很长的纸上画了电影故事情节和音乐起伏的双曲线图，告诉他高潮的衔接和铺垫，并帮助他完成了主要的音乐创作。然而当我看电影《小白兔》的时候，字幕上的作曲只有吴应炬一人的署名。我问父亲，为什么不署自己的名字？父亲笑笑回答道：“帮助青年人不是更重要吗？”这类事情还发生过很多。

　　1955年，我随父母亲从北京回到上海，父亲在上海音乐学院与丁善德、贺绿汀一起教授作曲系的课。父亲的讲课费从来没有拿回家过，都是用来资助贫困同学。记得他为一位同学一下子配了两副艺精眼镜店的近视眼镜，比我配的眼镜贵了许多。当时我不太理解，问父亲：为什么帮同学配的眼镜比我的还要好？父亲对我说：他的眼睛近视度比你深，而且他用五线谱作曲，需要比你更好的眼镜。

　　“牛棚”中苦学钻研

　　父亲曾刻过一枚“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的篆体图章，为此他奋斗了一辈子。

　　父亲读起书来经常忘了时间，创作起来忘了吃饭。一次，他写起“绿豆芽”（五线谱）来了劲儿，因为当时生活条件差，竟把一斤生大蒜当干粮全部吃光了，直到胃烧得疼痛难忍才发现。

　　1947年，父亲的生活刚刚安定下来，他就先后向谭小麟教授学“传统和声”，向丁善德教授、肖淑娴教授、冯文元先生学习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和声、对位与赋格。上世纪50年代，父亲向苏联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复调音乐和音乐作品分析全程。为了不错过一节课，他在通宵为故事片《林则徐》录音后，第二天清晨顾不上吃早饭，就乘车从闸北赶到上海音乐学院，一直坚持学完了全课程。

　　50年代初，父亲担任电影《六号门》的音乐创作时，他在东北和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大约三个多月，把当时码头工人肩挑背扛货物时所唱的各种“号子”都记录了下来，并运用到电影中去。那时，他回到北京开会，为了赶任务连家都没有回，会后又直接去了东北。我的一个弟弟王春基从出生到夭折，父亲都没有见过面。当父亲得知春基夭折后，几天都吃不下饭，但仍然坚持音乐创作。

　　在十年动乱中，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仅遭到了多次的批斗、抄家，被驱赶到五七干校劳动，还被关进“牛棚”数月之久。

　　那时，“造反派”每个月只发给他12元生活费，父亲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一生追求的音乐殿堂中。在此期间，父亲用空余时间钻研《和声学》和《对位法》，并写了两本足有5厘米厚的学习笔记，这两本笔记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橱中。听前辈讲，这两本学习笔记非常珍贵，因为这是他对高难度音乐理论的探索。 

　　“文革”后期，父亲被解放，继续进行电影音乐创作。有一次冬天出差时，因为他站在大卡车的后面，在卡车转弯时摔了下来。由于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又被人托了一把，所以只是把右手摔断了。当时，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创作，把钱省下来全部给父亲，而她自己经常把辣椒拌酱油当做唯一的菜肴。

　　后来我问父亲，当时感觉苦吗？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不苦，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我追求的音乐殿堂中。”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已年逾80，还常常受心脏病的困扰，更痛苦的是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视力极弱。1991年，在庆祝“王云阶先生音乐艺术生涯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中，他创作了新作品，包括交响乐《春天》。他都是戴着眼镜并依靠放大镜那一束聚光，艰难地在细细的五线谱上标下每一个颤抖的音符，而且经常是从黎明工作到深夜，其间没有一个“休止符”。

　　1996年，父亲在上海逝世，享年85岁。他用毕生的努力，实践了他自己的人生格言：“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更新思想永不老；真也好，善也好，努力探索创作才美好。”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