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就只有在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时，才能想起很多。我今天讲我记得的三位老师的背影，他们有的是大教授，有的是普通教授，有的是小学老师，但他们的背影，我都一直记得。

　　（一）

　　“请问，这是范若恩的家吗？”武汉冬天的傍晚六点，家家户户都已开始晚餐，房外喧闹的公共厨房本已渐渐安静，突然响起一声略带嘶哑却又礼貌的声音，一声熟悉的声音。我下意识往桌边一缩，母亲已经迎接出门去，“杨老师，是您！”灯光中，母亲已经陪着花白头发的数学杨老师进了房。

　　“今天来，不为别的，这孩子学习下滑得厉害，我实在放心不下。”杨老师坐后接过一杯热水，先焐焐手，轻声细语道。我的头垂得更低了。

　　那时我六年级，天天迷骑自行车，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一个脾气有点严厉的老太太，我根本就没心情学习。那天，杨老师拉着母亲的手，叮嘱很多，我不敢看她的眼睛，站在储物室，直至她瘦弱的身影站起，我低着头和父母送她至楼外。母亲苦留晚餐，她淡淡地说，还有几家要家访。我看着她在昏暗的街灯中越行越远，步伐已经有点疲倦。

　　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老师家访，就是那晚。那时的武汉，交通极不方便，杨老师家住武昌，要乘公交转轮渡，渡过长江后步行半个小时上班。武汉的冬夜，一个单薄的身影，还没晚餐，在汉口一家家老房子挨家挨户走过，还要去赶最后一班轮渡，冒着寒风过江……

　　（二）

　　光华楼外草坪开阔，风很大。二〇〇六年冬天的一个午后，远见过君陪着章培恒先生走过。那天见章先生谈兴正浓，过君频频点头，想大概在谈学问。等近身而过时，却听章先生平淡地对过君说：“我都不知道我还会活几年，你要抓紧。”当时愕然。

　　先生说话时，面色如古井不波，如在谈一件琐碎之极之物。

　　对章先生总存着愧疚。在请他首肯允许旁听课后，那年睡眠太差，半途放弃，后面见面，总是低头快步走过，等他走远，方敢转身看他。当时狂风大作，先生满头白发在风中微微飘动。

　　我一直不知怎么形容先生的背影，数年后读康德《判断力批判》，读至“崇高”一章，浮现出光华楼空旷草坪，狂风呼啸中巍巍然的身影和满头的白发。

　　（三）

　　“曾老师！”“小范！”前年春的一天，在公交车上，我和曾道明老师不期而遇，大家脱口而出的，还是他未退休时见面招呼的话。他身边坐着人，车后面有座位，我用力挥挥手就过去，一如平时大家和他在一起的随意无拘。

　　我在他领导的教研室一起工作五年，深感他的左派的宽厚。曾老师江西萍乡人，一口江西普通话，特别说急或大家听不懂时，脸会涨得通红，常常为大家逗乐时谈起，他却毫不为意。年轻老师偶尔懈怠，他仅咕噜一句：“都是革命同志，算啦。”

　　曾老师极重家乡，一次跟人说起每年春节为最辛苦之时，村中亲戚邻居至沪观光，他一概招待，往往将卧室让出。一个老人，在潮湿的冬天睡地铺，而且退休后还在兼课，一方面补贴儿女，一方面接济亲友。

　　那天，车抵学校，很多人往门口涌去，我正准备站起时，已随着人流走向车门的曾老师突然转身，焦急从人群中往车厢后面张望着，宛然生怕我忘站起。那时，本慢慢行至中门的我，突然微微站立片刻，看着那个转身的背影。那不就是昔时乡中父老带着年幼的小辈进城，或投亲或觅工时的谆谆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