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瞿秋白均为中共领导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既有相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有同志之间的信任，他们是坦诚相见的战友，而这一切是从1923年1月开始的。

　　瞿秋白第一次将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在《前锋》上

　　1923年１月，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到上海，受党中央委托，除了参与中央机关报《向导》编辑工作之外，还筹办《新青年》和《前锋》两个中央刊物，许多事情都是由瞿秋白一人在操作，包括组稿、编稿、版面设计、校对等，甚至还要跑印刷厂。

　　《前锋》为中央政治经济类刊物，第1期出版时间为1923年7月1日。其中有毛泽东（笔名“石山”）写的《省宪下之湖南》，以湖南现状的调查、研究，来剖析中国现状。这成为瞿秋白与毛泽东在文字上最初的相识：瞿秋白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稿件，第一次将其编入自己主编的刊物中，也是第一次因处理该稿件而引起异议。

　　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一文谈及教育问题时，认为“所谓教育就是指学校，湖南办学的人派别最多，略纪于下……”其“派别”有十大派，大农派、高师派、平大派、一师派、东洋派等，对各派作了简评。其中，平大派为“研究系及创造社人物易家钺、罗敦伟、张资平等组织平民大学，俨然一小派。思想在各派中算最杰出”。

　　此文刊登后，北大学生罗敦伟来信，认为“列敝同人为平大派”不妥，自己和友人创办平民大学不过一年。其次，很不满意自己与同人被列为“研究系及创造社分子”，特别是对于“研究系”深恶痛绝。瞿秋白满足了罗敦伟来信的要求，予以刊登，并在《前锋》第2期“通信”栏目中，以“记者”名义巧妙地作了答复。

　　他写道：“教育界中的‘异帜’，如果是有志向旧思想旧教育革命，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值得称赞的，只有饭桶学校则真是罪过。平大与研究系无缘，是我们接了你的来信所最欢喜的。”一方面扭转来信中的“罪过”涵义，把矛头一致对准“旧思想旧教育”，提高思想认识的层次；另一方面，则肯定了来信“纠正”的积极意义，表示大家都很高兴，让来信者的心理得到平衡。

　　毛泽东比瞿秋白大6岁，湖南人，口音浓重，喜欢吃辣椒；江南才子瞿秋白早年贫困交加，常常喝粥度日，与毛泽东一样爱抽烟。五四运动时期，他俩以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同样有着启蒙救国的社会理想和远大抱负，以及独立思考的鲜明个性。他俩相似的表象背后，仍然有着中国传统的重“实”思维模式的明显印迹。

　　这时，他俩思想都处于急剧变化的过渡阶段。毛泽东的变化特点是“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从希圣希贤转向寄希望于群众”。瞿秋白则抛弃了以往“孤寂的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他俩不同程度地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又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如果说毛泽东留在故土探索和研究中国式的俄国革命道路，那么瞿秋白则是赴苏俄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他俩分别在国内和苏俄加入共产党组织，从而开始了既相似又不同的革命实践活动，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俩今后不同的政治命运。

　　瞿秋白在“中共三大”上第一次见毛泽东

　　瞿秋白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穿一件打补丁的湖南蓝布长衫，脚上着一双黑布鞋。瞿秋白则穿着西装，作为归国代表出席会议。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章是在中共二大党章基础上的“第一次修正案”，仍然分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5个部分，各个部分内容都作了重要补充和提高。这是瞿秋白与毛泽东首次共同参与起草党的重要文件。中共三大党纲草案则由瞿秋白起草，陈独秀修改。

　　广州东山春园（新河浦路22—26号）成为新迁移过来的中共中央机构驻地。该楼房下面两层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居住。马林住在三楼，布置得很漂亮，桌上摆放着几支漂亮的鹅毛笔，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张太雷和瞿秋白作为他的助手也住在三楼。邻近春园的恤孤院后街31号一幢两间两层楼房（后被毁）被临时租下。楼下南边一间作为“中共三大”会场，会议室中间摆放着一张西式长桌子，西边放着一列长凳，前后两端是小方凳；北边一间做厨房和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有八九张木板床，晚上点起煤油灯，住着部分大会代表。

　　6月12日早上，中共三大正式召开，没有开幕式，陈独秀主持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引起代表们的激烈争论。瞿秋白一口气谈了16条意见，以辩证发展的思维赞成国共合作，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生怕被国民党“溶化”等错误意见。此前，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有关文件改写《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一组文章，并撰写《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等文，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具体情况，为国共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才华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赞赏，马林在写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和达夫谦的报告中高兴地说：“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才作出这个参加国民党的决定。” 

　　毛泽东也赞成国共合作，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中央不应该只看到广州的国民党，而应当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还举例说明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运动发展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

　　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瞿秋白也深有感触。他在莫斯科采访时已经注意到俄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和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发回的通讯报道中多次谈及，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明确指出：“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可是，瞿秋白与毛泽东看待农民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有所不同，瞿秋白时常借鉴俄国革命经验，更多的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从宏观方面考虑。“农家子弟”毛泽东曾作过农村实地考察，对中国农民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因而把农民问题放在急需解决的首要位置上。瞿秋白后来也承认，当初起草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时，“自己的严重的错误，正在于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