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是清代道光五年（1825年）主政襄阳府的最高地方长官。还在初上任时，周知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时下所说下基层搞调研，藉以了解当地民风民俗和舆情。通过调研，他发现襄阳府这座古来文物之邦，贤士、人才还真不少。但与此同时，他也洞察到一些严重问题，如当地民风十分剽悍，一些乡民为鸡毛蒜皮小事，动辄拔拳或拔刀相向。至于因土地财物纷争，更会酿成聚众斗殴、拼死相残的恶性事件。周知府深感如此戾气“实为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宥”。有几次，周知府亲自出面，对一些地方恶性案件进行审讯，由此发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涉案嫌犯，“类皆目不识丁之徒”——这些嫌犯竟然无一例外都是文盲！周知府纳闷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成为“目不识丁之徒”？

　　一调查，清楚了。原来作为“古来文物之邦”的襄阳府，其周边各乡村地方既缺少启蒙学堂，也没有地方乡绅出面办义学。太多的孩子根本无从读书识字。随着他们长大，尤其是到了青春期，遂率性而为，动则暴粗，全然“不闻圣贤之大道”，以致“陷于法而不自知”。因杀人而被周知府判处死刑的人犯就不在少数。每次看到这些“实为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宥”的罪犯临刑前绝望而哀怜的目光，周知府就忍不住会在心里发问：乡亲父老各有儿女，谁不爱亲人，并希望他们活得长久，而愿意其“犯法罹罪”？！他深感这些人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症结就在于对他们“教之不早，厥性已成，及抵于法，虽悔莫追”。

　　当然，这中间也有极少数重视教育的人家，会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家孩子读书识字。但他们的邻里亲族、乡民，大多未受教育，这些人粗鲁野蛮，好逞凶恶斗。如此相沿成习，相袭成风，仅以少数知书识礼人家，又岂能影响甚至改变这遍地陋习？周知府觉得找到了问题症结，便开始对症下药。他首先召集地方上那些知书达礼，又有心为改变地方陋习尽力，而且确实有条件的乡绅；然后以官府的名义和他们订约。得到他们认可后，最后便由他出面，出台了一份《劝谕襄阳士民设立义学告示》。

　　“告示”开宗明义，宣称系“为劝谕设立义学，以教子弟，以正风俗”。其第一步即先设立义学。“今本府特与合属绅耆士庶约：凡大小村庄集镇可以设立义学者，各就该处共相集议，或一家好善乐施，或众人集腋成裘，无论银钱地亩捐输之多寡，合计每处以四五百金为率，至少亦须二三百金，其能捐至千两以上者听。”又交代，“田地发佃收租，银钱交典起利，每年一分行息，其捐数多者可得息四五十金，以三四十金作馆师修缮，十金作学生纸笔（费）；捐数少者得息二三十金，仅作馆师修缮，亦可以图久远。”捐助者、受益者、包括聘请的老师，费用如何使用，一目了然。周知府深知，幼儿教育耽误不得，义学房舍一时来不及建造，就动员大家“于各村庄适中之地，或以公所权作馆舍，或于庙宇暂借空房，先行延师授读，俾贫民子弟皆得就近赴馆，早知礼义”。至于教材，可先读《圣谕广训》等书，然后再读《大学》，“俾童而习之，明夫孝悌为人之道，禁令立法之严，则入学皆为秀士，服田尽属良民，教化风行，讼狱寝息，岂不休哉？”

　　周知府用这份“告示”告诉大家，读书可以知乎礼，明孝悌，晓廉耻；可以教人懂得做人之道。读书可以移风易俗，可以让人远离野蛮和犯罪——周知府有此教化意识，不由让我想起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读书不是万能的，不读书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