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知道，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爸爸就一再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与中央保持好联络，因为六军团负有策应中央红军的重任。所以六军团自西征开始至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期间，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是顺利的。但是，1935年8月上旬，两军团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络。爸爸非常焦急，每次见到江文就问：与中央联络上了吗？当回答没有时，他总是沉思不语。妈妈也非常焦急。爸爸对贺龙说：“你们两年多与中央失去联系是一件痛苦的事。我们与中央失去联系近三个月了，怎不令人焦急呢！”

　　按照爸爸的要求，两军团电台日夜呼叫，寻找中央的电台。妈妈也参与了这项重要而又机密的工作。1935年9月29日，呼到了在张国焘控制下与两军团联络的电台，原来，联络电台密码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1936年1月，他们发现又有一个中央电台呼叫，两军团才真正与中央恢复了联络。爸爸和贺龙以及妈妈等都非常高兴。党中央随即用明码电报加暗语的方式向两军团通报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朱总司令及一方面军一部留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搞分裂活动并坚持错误等情况。后来，党中央为既利于红军团结，又能保持与两军团联系，约在同年2月暂停了与两军团直接联系，今后双方的电报均继续经四方面军转发。

　　例如，在盘县，爸爸和贺龙、关向应等研究是否过金沙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问题，他们认为，两军团是一个局部，应当服从整体，是否北渡金沙，首先应着眼于全局利益。他们电报请示：“在整个战略上……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红军总司令部复电：“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爸爸等认为“军委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当即收拢部队，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朱德等来电祝贺：“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黔滇，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这些当时经过妈妈和其他同志夜以继日辛苦工作转达给爸爸等领导同志的电报，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了基本依据。7月1日，两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爸爸很快地得到了与党中央联络的呼号波长，又亲自找要密本。当晚两军团电台就与党中央再次恢复了直接联络，随后收到了中央来电。妈妈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在这期间，到达陕北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在四川甘孜会师和随后过草地的日子里，妈妈和爸爸随红军总司令部一起行动，见证了爸爸和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和张国焘斗争的一些情况。

　　妈妈知道，爸爸当时分别和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四方面军领导人交谈，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路线认识趋于一致。在徐向前记忆中，当时爸爸“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在乐观气氛中，爸爸致力于进一步促进党内团结的工作。这一点，连张国焘也不得不在回忆录中予以承认。对此，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六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至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

　　7月下旬，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集结在包座、巴西、救济寺一带。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爸爸为副书记。爸爸和朱德、张国焘电复党中央：“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党中央也复电：“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在三军大会合指日可待之际，妈妈知道爸爸写了封长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及陈伯钧、王震、张子意等人。爸爸在信中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为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上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这时，妈妈刚刚生了二姐远征，看到了爸爸夜以继日地谈话，做党和红军团结的工作。她相信，爸爸殚精竭虑的工作都是对的。

　　爸爸的这封长信，给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以极大的鼓舞，8月10日，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

　　8月16日，贺龙等复电：“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陈云后来向共产国际报告：“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的（对张国焘）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会合，统二党与红军。他与许多四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的弟兄，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

　　据《刘伯承传》介绍，爸爸和妈妈在长征即将胜利完成时，还做了件促成战友百年和好的美谈：“第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当他们知道刘伯承早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又无人照顾时，就介绍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从此，这位1931年参加革命、从鄂豫皖长征到川陕、十九岁的红军女干部，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摘自《纵横》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