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事岗位工作了几十年，曾经发生过许多有趣的往事。它们就像掠过上海的一阵风，当我回望这座城市，看见了留在都市墙上的风刻痕迹。

　　享受与催眠

　　2001年11月28日，我接待了一位特殊客人——“手机之父”，73岁的马丁·库珀先生。库珀先生是手提电话的发明者,早在1947年的美国贝尔实验室，他就提出了“移动通讯”的概念。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经过两年多的研制，世界上第一部手机从库珀和他的伙伴们手中诞生了。这天，库珀先生作为无线通信业的先驱者和创建者访问上海，他关于3G移动通信的一席话，后来得到了历史证实。

　　我方人员安静地望着库珀先生，他用沉稳、自信的话语对最新无线通信技术进行介绍，口若悬河地描绘国际移动业务发展的蓝图。接着，中方人员兴奋地提出关于无线技术发展趋势的种种问题。库珀先生认真倾听提问，静静思考片刻，然后不紧不慢、一句句地回答。双方的交谈此起彼伏，话题投机。无论是谈话者，还是聆听者，无论是提问者，还是回答者，都全神贯注，非常投入。我在一旁着迷地听，真是一种享受和学习！这是我外事接待生涯中难忘的一次“旁听”。

　　1小时30分钟的接待，不知不觉到了结束时间，双方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当库珀先生满头白发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耳畔仿佛还响着他滔滔不绝鼓舞人心的话音。

　　后来，我又接待了一位来自欧洲的“名人”。那天上午原定9点会见，但一直等到9：40，才见一位身着暗色格纹西服上装、修饰着时尚发式的中年男子姗姗来迟。双方坐定，没等我方人员开口，对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手头正在开发的一个软件项目，一口气长篇累牍地讲了十几分钟，但我们大家都没听明白这个软件到底有什么用处、他为什么要开发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与我方有何关系、他为何来访、为何介绍这个软件，他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方人员耐着性子听着，直到他停下来喝水，正想插问，不料对方优雅地抿了抿嘴，不等我方人员张口，又继续谈起他的软件。一旁的外方翻译不好意思地望着自己老板，声音越来越低。这场谈话就像在做催眠，令在场的中方人员哭笑不得，失去了交流兴致，任由对方滔滔不绝。会谈时间一过，我方专家立刻起身，对来客礼节性道声：“谢谢。”一场陪听到此结束，送走客人，我们长吁一口气。

　　以上讲的是外国人的故事，但在我的外事生涯中，确实也有个别中国人爱犯同样毛病。不懂得给谈话对方留出讲话时间，长话、大话、官话、一言堂，逼着别人听“报告”，实在很失礼。谈话是门艺术，学会像库珀先生那样有节奏、有重点、有情趣地与对方交谈，即使滔滔不绝，也不会使人打瞌睡。

　　吃光和有余

　　外事交往，会谈讲究礼节，生活尊重各国习俗，难免有不少文化差异。就拿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宴请来说吧，日本人细心体贴，总是费尽心思地打听客人喜欢吃什么，哪些东西不能吃、不爱吃、不想吃。如果你能把他们精心准备的菜肴“一网打尽”，全部吃光，他们会由衷高兴。因为在日本，客人把主人招待的饭菜全部吃光，是对主人厨艺的最高褒奖，而这恰恰与中国式待客的习俗礼节截然相反。因此就有了以下的故事和笑话。

　　1991年11月，我在东京研修，第一次参加“家庭体验”，到日本房东家做客。女房东把几种菜分别装在几个大盘子中，再放上公筷，让大家自由取菜。我看到大盘中的菜量不多，不敢下筷，担心很快会把大盘中的菜肴全部吃光。如果不剩一些菜肴，盘中空空，实在难看吧。从小长辈就教育：去人家家做客，不得贪食；把主人的盘子吃得光光，很不雅观，人家当面不说，背后也会笑话的。我可不愿日本人笑话我们，所以没吃多少，就放下了筷子。

　　女房东一个劲儿地问我：“不合口吗？”“不喜欢这些菜吗？”

　　我摇摇头：“不，吃饱了。”

　　“真的吃饱了吗？”

　　“吃饱了。”

　　“不是吃不惯吧？”女房东不放心地问。

　　我很有礼貌地回答：“菜的味道很好。真吃饱了，谢谢。”

　　女房东看着我点了点头：“看来饭量不大呀。”接着，她和男主人分别操起盘子，把盘中剩余的菜全部夹到自己的碗碟中：“对不起，我们不客气了，剩下的菜我们吃掉，免得浪费。下次少做些，给您换个花样。”

　　第二次，菜的花样是换了，但每个大盘中的菜量更少了。看到我不再客气，和他们一道把大盘中的菜都“消灭”光了，女主人高兴地说：“太好了，都吃光了，看来今天的菜合您的胃口。”

　　日本人到中国做客，“吃太饱”的情况却比比皆是。1996年，日本某公司的事务所所长到任上海，那天，接风的中方主人不断往日本所长的小盘里夹菜，所长都老实地吃光，还不停地夸道：“欧伊西（好吃）。”他越夸好吃，主人就越热情，见他小盘空了，马上给他夹菜，他再吃光，主人又夹，他再吃……不一会儿，这所长不好意思地向主人打招呼，离席去了盥洗室。回来后又接着“有请必应”地吃光、喝光。

　　桌上的菜明显少了下去，主人担心菜不够，空盘难看，马上又叫加菜。所长面显愁容，悄悄地问我：“为什么还加菜？吃不掉怎么办？”

　　我恍然想起，没有向他说明过中国人宴请的礼节，暗暗责备自己考虑不周，于是赶紧对他耳语：“吃不掉或不合口，可以剩在盘中。中国请客讲究‘有余’，您不必介意剩下。”

　　“怎么不早说！”这所长怪我，接着再也不动筷子了。主人问他怎么不吃了，他回答：“上海菜很合口，但我真的吃饱了。”的确，他都吃撑了！

　　一曲“卡秋莎”

　　时代在变化，对外交流的一些细节，也随之而变。如果不能及时更新认知，难免会闹出笑话。

　　2004年9月，我接待了三名俄罗斯年轻技术员，他们是为了完成中俄国际电路合作项目“跨欧亚电路测试”来沪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我陪同他们来到人民广场合影拍照，并给他们购买了参观上海博物馆的门票。

　　参观之后，我们在黄陂路上一家中餐馆招待他们晚餐。一同参加晚餐的还有我方几位年轻技术员，大家通过英语翻译交流。入席后，我问俄罗斯青年：博物馆有意思吗？不料他们的回答是：虽知道展品都是珍贵的中国文物，但看不懂，不觉得有意思。这时，我隐隐地感到了“代沟”，意识到自己工作的疏忽。

　　为了打破尴尬的场面，我提议中俄年轻人一起唱支俄罗斯歌曲。事先我与中方技术部门的小伙子们沟通过，做了些准备，他们基本都会唱中国人脍炙人口的俄罗斯歌曲，例如《三套车》、《在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然而万万没有想到，那几个年轻的俄罗斯人却没有一个会唱这些歌。于是，我们又唱《红莓花儿开》，但是，我们又错了，他们仍然不会。中方小伙子们和我面面相觑。

　　我忽然想起：卫国战争的胜利是值得俄罗斯人骄傲的历史，即使是年轻人也应知道这段历史吧。于是，我开始唱《卡秋莎》，那位30岁的俄罗斯女士随着哼唱起来。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共鸣的载体，大家如释重负地合唱着。而那两位20多岁的俄罗斯年轻技术员，仍然不会这支歌，在一旁傻笑地望着我们。

　　其实，这就像许多中国的80后、90后不会唱《洪湖水浪打浪》；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访问，外国友人向我们唱“一条大河……”，而我们有些年轻人却不知所措一样。涉外工作不仅存在“国沟”，而且存在“代沟”。那天晚上，我们最终能和俄罗斯年轻人谈到一块儿的话题，不是卫国战争，而是中俄边贸；不是上海博物馆的展品，而是普京总统的个人魅力。

　　“达斯维达尼亚，达娃里希”（“再见，同志”），在晚餐结束时，我用35年前学会的一句俄语，向年轻的俄罗斯技术员告别。但是，这三位俄罗斯年轻人却笑得前仰后合，告诉我：现在俄罗斯已不大说这话了，因为很少使用“同志”的称呼。

　　这件事教育了我，也启发了我：外事工作者应根据时代和形势的要求，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层次和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并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后来接待俄罗斯青年企业家代表团时，我们没有因循守旧，安排他们在新天地的西餐馆用餐，请他们观看现代舞表演，结果气氛融洽，交流效果很好。

　　总裁的保镖

　　外事工作远非吃吃喝喝这么轻松简单，更多时候，面临的是紧张应对、严峻挑战。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以后有机会还可再说，这里先讲一个吧。

　　2005年4月的一天上午，在四川北路的一座大楼里，我们接待了来自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言而喻，这家大公司的大老板有他的“大派头”。在接待的前一天，我们已将出席双方高层会见的人员名单全部确认完毕，但这天下午，摩托罗拉公司上海工作站的客户经理急匆匆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这位小伙子心神不宁地告诉我：第二天的接待涉及一个紧急情况需要马上协商，要求我方即刻给予答复。

　　当时我正埋头打电话调度接待力量，听到小伙子有事相商，忙请他坐下，问何急事？小伙子欲言又止，最后还是鼓起勇气，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临时接到摩托罗拉公司总部的通知，总裁身边跟着一位保镖，这保镖多年一直跟随总裁左右，老板到哪儿，他就到哪儿，一步不离。上司要求在出席高层会见的人员中增加一个席位给大老板的保镖。”

　　保镖？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第一次碰到高级别的商务会见中，来宾公开以保镖身份要求参加正式会晤，而且这是外方主动拜访我方。我们在自家地盘上接待客人，居然要给外国老板的保镖安排席位，这不是闹笑话吗？是美国人在耍大牌？还是他们担心上海不够安全？如果给对方总裁的保镖安排一个席位，岂不破坏了涉外关系对等原则？岂不意味着我们承认在自己的地盘上存在危险？

　　不合适！这绝对不合适！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小伙子：“不行！没有考虑的余地。”理由是：一没有必要（这儿很安全）；二没有惯例（接待其他来宾也一视同仁）；三没有可能（不会莫名其妙地开此先例）。

　　小伙子无可奈何地跑到走廊里给他的上司打电话汇报。接着，又急匆匆地跑回来，苦着脸央求：“能否再通融一下？务必请您帮助。”他的上司逼着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在大老板面前交不了差，担心丢掉饭碗。

　　我看着眼前的小伙子，真同情他，但我还是果断地说：“不行。这不是你我之间的事，这是两国大企业平等交往的问题。请告诉你的上司：没有通融的余地。”

　　小伙子呆立着，一副绝望的表情。见他着实苦恼，我对他说：“请把电话给我，我来和你的上司沟通。”小伙子把手机交到我手中，我把刚才的话又对他的上司——该公司中国区负责人说了一遍。这位负责人仍旧坚持：如果中方感到“不对等”，建议想个办法变得对等，但一定要让美方大老板的保镖参加正式会晤。

　　我差点儿扑哧出来。难道让中方总经理也带上个保镖？“我们总经理没有保镖，他出访美国也决不会带着保镖去，即便美国不如中国安全。如果贵公司总裁感到上海不安全，他可以取消来访。”我直截了当地通知对方。 

　　对方不作声了。我继续说：“这都是‘911’闹的，我很理解。但您现在只是怕老板恼火，并没有试着去向老板汇报。也许您的老板并不像您所想象得那么可怕，也许他对上海的安全很有信心，您不妨试试？如果他非要保镖跟随来访，我们可以在贵宾厅旁边的接待室安排保镖休息等待，若有急事，召之即来，总裁先生该放心了吧。”

　　对方总算回应了一句：“好吧，我们马上向总部汇报。”快下班时，对方回电：美方总部同意中方的意见和安排。

　　第二天上午9时，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总裁的车队，浩浩荡荡来到我们的大楼前，一行人下了车，前呼后拥地进入大楼。我在大堂迎接，看到总裁先生走在前面，他的保镖紧随其后。保镖是个体格健壮的彪形大汉，但神情和蔼。

　　我引领着总裁先生进入电梯，来到楼上贵宾厅。总裁的保镖和另一位随同人员自觉地走进旁边的另一间接待室坐下，服务员随即给他们送上茶水。直到整个会见结束，这位保镖都平静地坐在这间接待室里等待，没有走出房间半步。

　　高层会晤轻松愉快，双方领导侃侃而谈，这天交谈的话题正巧就有摩托罗拉产品的安全性问题。我坐在中方一侧最后一个位置上做记录，时不时抬头望着前顶脱发的美国大公司总裁，他的神情透着安详。就这样，我们体面、热情、安全、友好而有尊严地接待了来自大洋彼岸、曾被“911事件”惊扰得怀疑一切的美国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