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据记者近日的走访，类似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基层居委会。每年要从他们手上开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奇葩证明，且不胜其扰、不胜其烦。
很难证明真是“你妈”
在浦东新区周浦镇的一个居委会，记者听说了好几件有关“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事情。有位老人去世且注销了身份证后，女儿跑来要求开个证明，以证明“老人就是我妈”，这样就可以凭证明、凭自己的身份证和老人的储蓄单去银行取出现金，而没有证明，银行是不会同意取款的，但这样的要求当即遭到了居委会的拒绝。首先，这名老人有多个子女，老人的钱显然不能被一名子女全部占有；第二，如果开具了这样的证明，等于介入到了老人遗产的处分中，居委会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据那里的居委会干部介绍，一般来说，现在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这个“妈”大多年事已高，有的已经卧床多年，外出行动受限，如果他们要办理诸如理财、福利、住房、医保等方面的事情，就必须由子女出面。但问题是，现在有不少八九十岁老人的户口是与子女分开的，他们的子女也基本上要六十多岁了，而且当时又没有什么独生子女证之类的证明件，要查从前的户籍存档也会颇费周折，因此，大多数子女会想到去求助居委会。而令居委会为难的是，即便可以证明“你妈是你妈”，但也证明不了“你妈的其他孩子都同意你代表你妈”这个很可能产生的复杂家庭矛盾问题，而且，也证明不了你究竟有几个法律意义上的“妈”，是生母、养母还是继母，这个居委会着实管不了也管不着。
不做调查岂能证明
据了解，近年来本市居（村）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超过140项，居委会印章使用事项多达120余个，弄得基层干部不堪重负，且社区居民也反映强烈。
闵行区罗阳一村居委会书记兼主任刘胜勇说，有些证明完全是相关职能单位在推卸责任。“比如，有的居民来开个‘只生了一个孩子’的证明，而邻居们都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二婚和三婚了，和原配的确是只生过一个儿子，但谁又知道他在外面究竟还生过几个孩子呢？其实，这样的事我们居委会真的证明不了，也没有权利去调查确认。”刘胜勇说，有位居民是重度残疾人，他的一个儿子要求给他开一个自己是其父亲唯一监护人的证明，说平时就是他在独自赡养老父亲，这也令居委会很为难。因为，这名残疾老人有多个子女，如果证明其中一个孩子是法定监护人，那就会给将来老人的遗产处分带来后患。还有更奇葩的要求：有位男子离婚多年了，但仍与前妻同住一个屋檐下，结果，男方律师前来要求居委会出具“是女方原因不愿搬离”的证明。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居委会怎么能搞得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对离异夫妻多年未“分开”啊。
迷信图章是否懒政
现在，凡是罗阳一村居委会开出的证明，都在一个小本子上有记录。刘胜勇说：“我们要留个底，万一有谁私刻了居委会的章，也可以查到不是我们开的证明。有时，一个子女要来开具涉及老人房产、银行卡等问题的证明，我们也会要求他们一家所有子女均要到场，这也是对我们居委会自身的保护。”
在采访中，许多居委会干部都表示，为居民服务是他们的职责，但开具超出他们职责和能力范围的各种证明，则是把他们“顶到了杠头上”，免为其难，而且也不是真正对居民负责。他们建议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应当负起应有的责任。比如，要求开亲子关系证明的，就可以到派出所申请开具，派出所是能够根据户籍登记情况进行查询的。比如，要求开亲属关系证明的，不仅可以请派出所出具，也可以去老人生前工作单位查找其生前填写的个人档案材料。还比如，想要证明现有或曾经有过夫妻关系的，则可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申请出具。
长宁区法院民一庭法官陈婷婷说，从证据的角度而言，居委会开具的各类证明，属于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书证。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居委会作为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其开具的证明在满足证据形式要求的前提下，审查要点在于记载事项是否属于其“职权范围”，并且“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依此标准，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事项是属于行政管理机关职责权限，而非居委会职权范围，故居委会就此开具的证明不宜作为认定相应事实的依据。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胡申生说，现在各种要求出具的证明涌向居委会，令居委会干部无路可退，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人都是要有个单位的，什么事都会由单位一级组织给出个证明，哪怕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也要有个公章证明一下，而不是像国际惯例的以公民个人签字为准。正是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还没有习惯确立真正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的法律思想。”胡教授说，相关部门一股脑地将开证明的责任推给居委会，也多少是懒政思维在作祟，而且也缺乏真正用互联网管理的思维，因为现在公民的许多信息都已输入进相关部门的电脑里，只要联网就可以查询到，根本不用再跑到居委会去敲个图章。
首席记者 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