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赵占魁挺身而出。他对工人们说：“现在的工厂不是国民党的工厂。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我们是给资本家干活，而现在我们是在延安，工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生产是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是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们不能罢工！”

　　兵工厂出现的混乱局面，中央很快派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李颉伯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障部部长章萍到厂里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李颉伯和章萍深入到工人中去，一个人一个人、几个人几个人地去谈话，一个班组一个班组的去做工作，争取了群众，说服了群众，从而把绝大部分群众争取了过来，孤立了狄德建。因为当时兵工厂的二、三百名工人，有很多是从部队转业到工厂来当工人的，把情况讲清楚，工人们明白了原因自然就和狄德建划清了界限。几天后兵工厂就恢复了生产。

　　真金在火中炼出。赵占魁在严峻局面中，旗帜鲜明，爱厂如家，坚持工作，团结工友，助人为乐，表现出来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在斗争中成长了，成熟了。

　　李颉伯和章萍在调查处理“狄德建事件”的前前后后，对企业的生产和工人队伍状况也作了全面了解。他们向厂里的工人调查，询问道“平时在生产中，哪个工人表现最好？在狄德建闹事期间，哪个工人表现最好？”

　　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赵占魁！”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决定，到延安兵工厂（对外仍称农具厂）总结赵占魁的先进模范事迹。

　　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赵占魁运动”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对赵占魁的先进模范事迹作了全面总结，认为，赵占魁最可贵的一点是“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赵占魁是个“新劳动者”。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新劳动者运动”。随着运动的普及和具体化，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广泛开展了“赵占魁运动”。

　　1942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开展“赵占魁运动”。

　　社论说：“赵占魁在工作作风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这种新的劳动态度是值得宝贵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希望全边区有千个万个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

　　1942年9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新华社张铁夫、穆青写的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在这篇长篇通讯中，记者把赵占魁的模范事迹浓缩为一句话作为题记放在文前：“——他没有突出的表现，也没有惊人的故事；三年来他平凡的工作着，犹如泉水滴凿着岩石。”

　　而早在《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前3天，即1942年9月8日，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厂厂长徐驰，就在厂里号召全厂职工向赵占魁学习，并报告上级，请求奖励赵占魁。

　　9月26日，农具厂举行庆祝大会，表彰奖励赵占魁。大会主席贾亚夫在大会上致词，介绍赵占魁的模范事迹，号召全厂职工向赵占魁学习，开展赵占魁运动。

　　赵占魁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走上主席台讲话。而他不善言辞，也没有在这么大的场面上讲过话，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我是一个工人，是延安公营工厂的一个工人，我只知道干活、为革命干活！我今天特别高兴，我觉得惭愧，我做得还不够，我要继续努力！”他一连说了几个“谢谢”，就走下了主席台。

　　隆重的颁奖典礼开始。老一辈工运领袖、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工人模范”的锦旗授予赵占魁。农具厂以全体职工名义赠送给赵占魁一面锦旗，同时厂里还奖励他一套衣料、一个银盾、每月津贴白面15斤。

　　1942年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希望党政工作同志踊跃参加这一工作，使赵占魁运动在各工厂热烈的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亲自到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公营厂难民纺织厂，具体指导这个厂开展赵占魁运动。

　　张闻天在难民纺织厂帮助3个工人制订出参加赵占魁运动的计划后，给厂工会主办的墙报《工先报》编辑写了一封信，署名“洛甫”，对如何在厂里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附上3个工人参加赵占魁运动的个人计划。

　　难民纺织厂在张闻天同志的指导下，很快有174人参加赵占魁运动，占全厂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和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的工作，必须统一于一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与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地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早在194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厂奖励赵占魁的消息在《解放日报》上刊载，毛主席看到后立即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

　　对赵占魁英雄模范事迹的宣传，广泛而又深入，不仅在报纸上进行报道，发表社论，发表领导同志的文章，而且延安鲁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纷纷到农具厂和赵占魁一起劳动，创作出一批歌颂赵占魁的文艺作品，编写成歌曲，边区各工厂都在学唱“学老赵，唱老赵，老赵是工人的好代表……”

　　赵占魁运动，在党中央、在毛泽东、朱德、洛甫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党政工组织的大力推动下，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参与下，由延安、陕甘宁边区逐步发展，迅速推广到了晋绥、太行、太岳、晋察冀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各地涌现出了一批赵占魁式的英雄模范人物。

　　摘自《工会信息》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