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虽然没有在上海长期住过，但也有三四次在上海路过和专程访问的经历，结识了一些上海重要的文人，其中颇有几位成了他的终身好友，他们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巴金、叶圣陶、郑振铎、赵家璧诸公。

　　北京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餐馆，叫全聚德和平门烤鸭店，它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一家烤鸭店，可以容纳几百位客人同时就餐。它的六楼上开了一座博物馆，就叫烤鸭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的中央有一组真人大小的蜡像，三个人正围在桌子旁吃烤鸭，他们是老舍、梅兰芳和巴金。这个情景来源于老舍先生的一张便条：

　　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有梅博士及王瑶卿老人等，务请赏光，祝安!

　　弟 舍 六月十日

　　亚平 李伯钊 赵树理

　　署名者是北京市文联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

　　还有一张是老舍个人约巴金先生吃小馆的便笺：

　　会后我预备上琉璃厂，您愿同去否？若同去，咱们可顺手吃小馆。

　　舍

　　这两张便笺都是1949年以后巴金先生到北京来开会，老舍先生尽地主之谊约请巴金的便条，是巴金先生特意保留下来的，后来都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当作文物。

　　老舍先生和巴金先生相识于何年已不可考，但不可能早于1934年。1935年老舍先生写过一篇评论巴金先生创作的《电》的文章，发表于4月份《刁斗》上。上面一开头就说：“我只会过他四五次”。1934年老舍先生两次由山东回北平，都与他的好友白涤洲有关系，一次是因他的多位亲人故去而专程来安慰他，另一次是参加他本人的葬礼。这时巴金先生可巧也已到北平，一开始住在沈从文家，后来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文学季刊》的编辑部里，临时帮助靳以编辑这份刊物。在北平的那些日子里，老舍先生和巴金先生相遇过，不止一次，头一次还一起在吉祥剧场听过京戏。抗战中期，1940年底，老舍先生在重庆主持过“文协”召开的欢迎会，欢迎茅盾、巴金、冰心、安娥、徐迟、袁水拍、叶君健诸公抵渝。从此，他们两位经常一齐出席各种有关抗战文学的活动。1946年春老舍和曹禺先生访美前夕，路过上海，朋友又一次相聚。新中国诞生之后，于1950年中期，周恩来总理特地安排老舍先生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巴金先生担任上海市文联主席，让郭、茅、巴、老四位“五四”文学巨匠都各有其位。巴金先生每次到北京来开会，必到老舍家中访问做客，两人无话不谈，便有了文章开头所记的便条。他们还一起访问过苏联，一起在北京参加过各式各样的重要会议，留下过一些合影和影片记录，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7月“文革”初起而戛然中止。

　　巴金先生长寿，晚年创作了《随想录》这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杰作，其对当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震撼力丝毫也不比他的名著《家》逊色，甚至有过之而不及。《随想录》在第二集《探索集》中有一篇《怀念老舍同志》，是巴金先生晚年的代表作，不仅是他写的悼念亡友文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他自己很满意的一篇，是他生平第二个创作高峰中的扛鼎之作，将他们二位的友谊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而且用巴老特有的反思和说真话将“老舍之死”变成一个永恒的话题，从此反复写，处处讲，形成一种思想的格局和对时代的关注，对沉重的历史遗难进行理性的梳理和深邃的拷问，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了巴金晚期文学的一个独特亮点。

　　在《怀念老舍同志》中巴金先生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一句‘遗言’：‘我爱我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地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类似这样的话，巴金先生还说过许多许多次，包括后来几次在日本，都是这么说的。

　　巴金先生非常感谢日本的三位大作家，其中水上勉先生写了《蟋蟀葫芦》（1967年），井上靖先生写了《壸》（1970年），开高健先生写了《玉碎》，成为世界上最早公开悼念和纪念老舍的文字。巴金先生感慨道：

　　“我曾读过日本作家回忆老舍的文字，深受感动，在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真正善良的作家形象，日本朋友这样关心我们，实在令人感动。”

　　唉，不再引述，要落泪了。

　　真是一曲唱不尽的生命之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