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的领悟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15》）

　　曾参的领悟，确实深刻。忠和恕，是仁之两端——人与人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准则。如果说，恕是底线，那么，忠就是高端。

　　什么是“忠”呢？就是说真话。孔子说：“忠焉，能勿诲乎？” （《论语·宪问7》）意思是，如果“忠”，能不直言相劝吗？可见，所谓忠，就是能对别人说真话。

　　在孔子看来，说不说真话，是衡量做没做到“忠”的根本标准。

　　他说“君子有九思”，其一就是“言思忠”——说话时要考虑是否达到了“忠”的标准（《论语·季氏10》）。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首先反省的是“为人谋而不忠乎？”意思是与人商议事情时是否讲了真话？（《论语·学而4》）子路问事君，孔子回答：“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22》）也是说，忠君之事，就是不要假话欺骗，宁肯犯颜直谏。

　　不过，忠之难，难在说真话。

　　首先，真话未必为对方所接受。俗话说，忠言逆耳。有时，言者诚心诚意，听者未必欣然。孔子于此深有体会。他说：“事父母几谏”——劝告高龄父母，就像是向君王进谏，即使不听，也要“劳而不怨”（《论语·里仁18》）；他还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23》）——对朋友要好言相劝，劝不动时，应适可而止，不然会自取其辱。

　　其次，真话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孔子一再告诫弟子要“慎言”，因为有时说真话的代价太大了。他以“殷有三仁”为例，纣王时的微子、箕子和比干，都是贤良，皆因屡谏纣王不听，一个被逐，一个被贬，一个被杀。鉴于这些惨痛的历史经验，孔子提醒弟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13》）万一陷入了危局怎么办？他说，发个违心之誓，喊两句口号，也是情有可原的。看来，孔子不仅讲原则，也讲灵活性。

　　尽管说真话难，在孔子看来，讲不讲真话，却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关键。君子“讷于言”，但“言忠信”；小人“巧言令色”，结果是“巧言乱德”。

　　人与人之间的最好关系，是相互间能说真话的关系；一个社会最好的状态，是人人能说真话的状态。从历史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从是否能说真话来衡量。

　　在君主制度下，明智的君王也会鼓励臣下“说真话”，当然，多数大臣也都学会了以说真话的姿态说假话，以表现对君王的无限“忠心”。那是一盘下了两千多年的棋，已成走不出的“死局”。

　　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写进了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的一大进步——为了保障人们说真话的权利，必须容忍他们说错话。真话未必都是正确的话，却一定是“真实的表达”。

　　不过，不要以为有了“言论自由”，就人人都愿意讲真话了，现实未必如此。很多时候，人们选择说假话而不说真话，倒不光是怕杀头坐牢，而是因为说假话的“回报率”有时要高于说真话。社会上，违心的拥护会比真诚的反对更能迎合领导；商业里，夸大的广告有时会比朴素的说明更能提高销量；生活中，会忽悠之人总比木讷之人更能混得风生水起。

　　人，不仅避害，还会趋利，人性如此。

　　因此，一个人既要不“避害”，还要不“趋利”，才能说真话，达到“忠”的境界。当然，反过来说，一个社会，如果说真话危险，说假话获益，那么，一定出了问题。假话盛行之时，“忠”便没有了，剩下的只能是“效忠”之类。假话的功用之一，就是测试人们是否愿意“效忠”，赵高“指鹿为马”，群臣附议，可谓一例。

　　今天，如果想检验自己是否真的“忠”于什么，不妨学一下曾参，也“三省吾身”：我说真话了吗？我想说真话吗？我能说真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