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那封情人节来信开始。

　　2007年，情人节前夕。罹患“肌萎缩侧缩硬化症”十年的丈夫，在凌晨三点挣扎着挪到桌边，用已不听使唤的手撑着。整整三个小时，写了518个字情书。骗妻子是投诉信，寄到了区妇联。

　　在这封特殊的“情书”里，他写道：“今天，我含着眼泪向你们反映我妻子十年来对我的恩情，以表达我说不尽的歉意和感激之情……”

　　是因为这封信，我们去采访他们的故事。即便时隔五年，我依旧记得，踏进房间时，扑面而来的“白”。太艰难，家徒四壁到真的只剩墙和床了，因此显得居室特别白。我们心里预设的，也许是个更为苦楚的形象。但这位妻子，笑得这样爽朗，犹如清晨扑落到窗台的鸽子。她是笑着走进屋子的。

　　我们一屋子人等着她。但她并不看我们，而是先走过去，为轮椅上的丈夫整理头发。犹如蜜月中的爱侣，那甜蜜的小动作。

　　他们，本可光彩照人。妻子年轻漂亮，丈夫事业有成，还会能烧一手好菜。婚后，她做了回“娇妻”——直到他生病。她才三十出头，又没有孩子，他真怕她会走。可她没有。工作没了，房子卖了，生活水平节节降低，从市中心辗转到偏僻的浦江镇。妻子还是没走。医生说，只能活三年，妻子悉心照料，他活了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

　　家里很久没进荤菜了，偶然买一点肉，她包了馄饨直往他嘴边送。他发怒了扔在地上，她捡起来洗了洗就吃。这次他怕得浑身颤抖，不是怕她走，是怕她不走，怕自己拖累。他签好了离婚协议书，还联系了自己在美国的朋友，求他做媒。但妻子说，我怎么可能离开你。

　　那次，采访间隙，妻子去厨房煎药。先生头歪在肩上，乌里乌里地发着声音。两只眼睛直直看着我们，挣扎着说“求……让她走……劝劝……走……”一边说，一边口里的唾液抑制不住地流下。一位女记者轻声说，“别这样，这样好的妻子陪着你，是缘分哪。”那做丈夫的，双眼一闭，头倒在椅背上，这回说得分外清晰——“孽缘！”再睁开时，竟满满是泪。

　　妻子进屋，对一脸鼻涕口水的丈夫只是笑。她为他擦脸，一边指着窗外说，“瞧我阳台上，晒的都是毛巾，因为家里有个毛头呀。”那一刻，我注意到，虽然寒酸，但家里窗明几净。地板厨房，无不干净的发亮。初春傍晚的光线照在阳台上，满满两竹竿的白毛巾在风中轻轻摇摆。我看见他滴落在扶手上的泪，一时酸涩难言。

　　她说：“我如此幸运。有人的亲人得急病一下子就去了。而他给了我尽心的机会。”

　　五年，我从未忘记他们。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从浦江镇来的社区志愿者，我特意去问“认不认识这对夫妻？”。社区志愿者说，“可巧了，我是他们邻居呢。丈夫三年前已过身，妻子已50岁了，在社区做志愿者。”又说“她现在孤身一人，太可怜了。”我想接口说，“她并不可怜。”但我，何尝有立场这么说呢？

　　在那封情书里，丈夫终于将那些难以说出口的话写下：“你的恩情我下辈子也还不清。”报恩或不忍，尽责或守义，岁月渐渐把有些东西糅进爱里。然而，它们无损于爱的纯粹，反而使爱变得更坚韧。

　　后来采访，遇到过为子女相亲言必问房产的父母、信奉“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女大学生、在离婚登记处锱铢必较的夫妇、抛下植物人太太的新婚丈夫……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这时，我会想到这封情书里的妻子。

　　她干净雪白的陋室，她面孔上可辨的昔日的美貌，她的笑，她阳台上一直晒着的，散发着肥皂香的雪白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