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在未成年时“装熟”，又要在干部年轻化中“装嫩”，还想在官位上多“赖”几年不退休。据新华社报道，某些干部在年龄上频频造假，形成所谓的“弹簧年龄”，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最新的反面教材是，山西河津市原住建局局长薛新民，先后数次填报不同的出生日期，跨度多达9年。

　　如果说诚信是一种道德坚守，那么欺骗就是一种丑恶习惯。年龄造假首先暴露出一些干部缺少基本的诚信。在年龄的问题上频频欺骗组织、蒙蔽群众，这样的干部难道不会在其他方面忽悠上级、糊弄百姓?年龄成谜、学历造假、政绩注水、遇到问题掩盖子，某些干部严重缺失诚信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某些人想方设法要在体制内“早来晚走”，不择手段搞萝卜招聘，大肆揽权、不愿放权，谁相信是要“为人民服务”?说到底，享受特权、以权谋私才是行为不轨者的如意算盘。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对于延迟退休的动议，广大群众与某些干部的看法为何冰火两重天。

　　我们并不缺少档案管理规章，更不乏行政监督条文，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在不少案例中，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令一些违规者有恃无恐。出于“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思维，某些监管者甚至对违规者大开绿灯。由此，特权交易、利益往来在一些地方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不仅令种种违规造假频频得逞，而且使参与者越来越没有耻感。

　　干部年轻化是值得提倡的，但是不是搞一刀切，值得推敲。有的地方公开选拔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年龄上限只有42岁。这直接导致经验与阅历丰富的“超龄干部”，在距退休还有十几年时，就已没有升迁空间；而一些经验与水平未必充分的“少壮派”，却凭借“年龄是宝、学历是金”在仕途上顺风顺水。领导干部越来越年轻，还由于逐级向下比，年轻的领导倾向于提拔更年轻的干部——某些领导不希望被提拔的下属比自己的年龄大，这似乎显得自己的资历比下属浅。于是乎，个别“超龄者”难免琢磨:是在沉寂中混日子，还是“想办法”更上一层楼?

　　好的制度能够引导人学好，好的人又可以促使制度进一步完善，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反之亦然。面对行政与干部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从改变不合理的、偏颇的、僵化的机制入手，构筑积极的、公正的、科学的行政与用人体系。选拔领导干部更应注重对德行的考察，干部的德行是通过经年累月行出来的，是能够被群众感知的。群众监督的目光、民主决策的力量，又能使权力者不敢越雷池半步……

　　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惩治干部的“弹簧年龄”是如此，其他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